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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各制片厂共生产了故事片18部，1978年就翻了两倍，有40多部影片问世（根据《当代中国电影》的资料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第355页），这两年生产的电影，主要就是以下三类电影：
第一类电影，当然也是数量最多的，是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人民群众和“四人帮”作斗争的电影，完全是一种破碎心灵的哭诉，如《十月风云》（雁翼编剧，张一导演）、《严峻的历程》（张笑天、 侍继余、 郦劫 编剧 苏里、 张健佑导演）、《蓝色的海湾》（吴荫循 、周民震编剧 颜学恕 艾水导演）、《失去记忆的人》（杨时文 斯民三 周泱编剧 黄佐临 颜碧丽导演）、《风雨里程》（注：崔嵬导演拍完《风雨历程》不久就去世了，他曾经拍摄了《青春之歌》、《红旗谱》、《小兵张嘎》这样优秀的影片，“文革”期间曾经拍摄《红雨》、《山花》等作品，但“文革”结束后的创作不能充分表达他的艺术理想。崔嵬导演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功底，被赵丹称为“得天独厚，可遇而不可求，中国气派” 转引自《导演创作论――北影五大导演》第107页，马德波、戴光晰著），虽然这些电影的形态不同，有对“文革”的历史见证，有对“文革”的政治控诉，大部分这一时期的电影，都很难绕过“文革”的话题。最明显的是《十月风云》，其实“四人帮”粉碎前就准备投拍了，形势改变后，创作者迅速改动剧本，匆匆忙忙就上马了，《十月风云》也成了第一部表现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影片，里面所谓的“水高一寸，堤高一尺”实际上同大跃进遗留下来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如出一辙，宣传唯意志论。但这类作品只能说是应景之作， “形势变了，却还在讲过去的老话”（《夏衍访谈录》 李文斌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1版），影片谈不上艺术价值， “影片大多上马匆忙，从政治意念出发，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艺术形象不够丰满、鲜活，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很少突破”（ 舒晓鸣 著 《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 中国电影出版社 第160页），创作上还不能摆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模式，以及“三突出”的原则 （ 注：“三突出”，第一次公开提出是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的《文汇报》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1969年姚文元在审阅一篇稿件时为“三突出”下了定义：“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摆脱不了历史的惯性，《人民日报》1977年2月的社论的题目还是《抓好文件学好纲》，连党报的社论都还没有放弃“两个凡是”的主张，思想界、理论界对涉及“文革”历史和思想战线的理论问题还讳莫如深，因此在电影里，仍然表现出对于政治的机械反映，不敢有出格的行为。
第二类作品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像《大浪淘沙》（朱道南 于炳坤 伊琳编剧伊琳导演）、《万水千山》（陈其通编剧 于洋导演）、《拔哥的故事》（谢夫民 成荫 毛正三 马元杰编剧 成荫导演）、《大河奔流》（李凖编剧、谢铁骊、陈怀皑导演）、《推进中原》（汪遵熹 李林木 温昭礼 编剧 张一导演），很多导演希望借拍摄这类电影，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但几乎没有达到目的，新时期电影创作者面临的是“经规范和僵化的艺术模式”，“文革”期间，文化虚无主义的戕害，使电影在纵向方面割断了和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联系，在横向方面封闭了和世界电影潮流的接触，艺术观念狭窄和匮乏，沿袭旧的思维框架。《大河奔流》里面有一场戏，女主人公李麦在晚上行军时，点起火把，边走边看毛主席像，把李麦热爱党和领袖的心情放在特定的背景下，过分地夸大处理，就明显失真和矫情。《大河奔流》对“思想性”的片面推崇使艺术家畏惧技巧的切磋，因为思想不解放，在创作上、思考问题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显现出艺术精神上的停滞不前。
第三类作品是惊险反特片，如《黑三角》（李英杰编剧 刘春霖 陈方千导演）、《猎字99号》（周振天 黎阳编剧 严寄洲导演）、《东港谍影》（孟森辉 周云发 陈镇江 编剧 沈耀庭导演），故事编造的痕迹很浓，清一色都是如何把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叙事上的程式化，反面角色都是脸谱化，缺乏独特的个性，正面人物也少有个性色彩。
在这期间，唯一可以称得上银幕亮色的影片是谢晋导演的《青春》（1977年 李云良 王炼编剧 谢晋导演），这是谢晋在“文革”结束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离政治有一定距离的作品，这在那个年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数”。影片讲述了女主人公哑妹在女军医的精心治疗下，克服了生理上的障碍，当上了一名女通信兵，并在战斗中成长，立志“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谢晋试图脱离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框框，表现出对“青春”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尊重，当年还是外语学院学生的陈冲扮演的哑妹形象也深入人心，在她的银幕处女作中，就展现出了成为一个优秀演员的潜质和才华，后来，她在好莱坞的成功，也并非是一个偶然。但因为编导认识上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并没有彻底回归艺术本身，当然，要一下子摆脱旧的模式，对当时艺术家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他们同样都是“历史的人质”，都不能一下子甩开历史的宿命，但尽管如此，《青春》还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影片的魅力，主要因为陈冲身上无法掩饰的女性特质，满足了大家的情感渴望。对看惯了“苦大仇深”面孔的人来说，正当好年华的哑妹要亲切、动人得多。
第二章 中国电影的创新浪潮
第一节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5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也意味着对唯一的历史范本和权威话语的质问，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是表现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路线、政策的检讨，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着同样棘手的问题：要不要，能不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如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及错误？如何评价共和国建国后“十七年”的经验教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78年，一个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年的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他的报告涉及到四个核心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面对“禁忌”，并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当前，甚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最大的政治，会议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政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年的徘徊踏步局面，将长期偏离正确轨道的党的指导思想重新转到正确轨道上来，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被载入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1979年，在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明确提出“不要横加干涉”，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对第四次文代会，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这也是建国三十一年来不曾有过的，看得出中共中央对文艺的高度重视。1979年春《人民日报》开展的“怎样把电影工作搞上去”的讨论，在创作和理论界，关于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电影的民族化、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