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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50＇《易》、《书》大训：《易经》、《尚书》的主旨。杂家言。各种学派的学说。＇51＇为陶：制造陶器的人。卜：算命的人。星：利用星象搞迷信活动的人。祝：管庙堂祭祀的人。仓、庾（yǔ羽）：管理仓库的人。属：类。作者把讲解《易》、《书》和各家党派有学说的人看得比从事生产劳动的人高一等，又把从事生产劳动的“造车”者、“为陶”者与从事迷信职业的“卜”、“墨”、“祝”列为一起，反映了他的剥削阶级的偏见。＇52＇食其姓之业：干祖先的行业以谋生。＇53＇修：从事。旧：指家传的行业。＇54＇“此虽盛天子之用心”二句：意思是使上述这些人继承祖业以谋生路，虽然是盛世帝王的意图，但盛世帝王的主要意图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55＇重于：“被……尊重”的意思。＇56＇使民：统治人民。＇57＇荷耰（yōu忧）锄：从事农业劳动。荷：拿。耰、锄：农具。＇58＇吏事：做官的事。＇59＇雅记：指经书正史。＇60＇窥：看。＇61＇昭代：圣明的朝代，指本朝。＇62＇瞠（chēng撑）目：瞪着眼睛。＇63＇渊薮（sǒu叟）：鱼和兽类聚集处。这里指群集之处。＇64＇林囿（yòu又）：树木丛聚之地。这里也指群集之处。＇65＇王霸之殊统：旧指用王道或霸道得天下的不同传统。文质之异尚：指重文或重质的不同风尚。儒家说三代有尚文（崇尚形式）和尚质（崇尚内容）的不同。＇66＇“其感也”三句：这里龚自珍一语道破了反动儒生开历史倒车，“援古刺今”的罪恶目的。惑：惑乱人心。＇67＇究：尽，贯彻。＇68＇隐：痛苦。达：通。＇69＇赀：同“资”。＇70＇殆夫：危险呀！＇71＇这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在这里龚自珍既痛斥反动儒生“援古刺今”，惑乱人心的罪行，又批判当时一般读书人不懂历史，不懂治国方法，完全脱离政治的学风。他期望读书人改变这种“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的状况，以便为国效劳。
译文：
周朝以前，一代的政治，就是一代的学术；一代的学术，都是一代的帝王开创的。得了天下，更改了历法，登上了王位，就称为王。辅助帝王的，称为宰相。天下之大，民众之多，治理国家不能只凭当面口说使人人知道，把它写成文字，就叫做法，也叫做书，叫做礼所记载的事叫做史。负责把法写成文字又传达到一般读书人及民众中去的，叫做太史，叫做卿大夫。听众帝王的话，称他的朝代为本朝并交纳租税的人，叫做民众。民众中能理解国家所订阅的法律条文的，叫做士。士之中能推论说明国家的法律条文并用它来教育民众的，叫做师儒。帝王的嫡系长子长孙继承王位的，叫做后王。后王时服从朝廷统治向朝廷交纳租税的，叫做后王之民。王与冢宰、与大夫、与民众共同治理好国家的，就是政治，也叫做道。王与士、与师儒学习先王的前代宰相的书并共同研究治国方法的，叫做学术。师儒的学术写成文字的也叫做书。不过这种道，这种学术，这种政治，都是一致的罢了。
假如师儒也有能够精通前代的法律意图并用来教育民众的，那是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他不必向皇上陈述，不必希望宰相、太史、大夫加以采纳，也不必要求民众相信。向皇上陈述的，希望宰相采纳的，要求民众相信的，那一定要以述说本朝的法律制度，研读本朝的书为准则。
周代的师儒衰废之后，便从一个源头中产生出许多学派，流传着许多著作，传播着许多言论。各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要当朝的君民加以采用，这是周代末世政治教化的过失。虽然如此，那些主张也还是来源于本朝的先王时代。所以司徒之官的后代继承者儒家学派，史官的后代继承者是道家学派老子，清庙之官的后代继承者是墨家学派墨子，行人之官的后代继承者是纵横家鬼谷子，礼官的后代继承者是名家学派邓析和公孙龙，理官的后代继承者是法家学派申不害和韩非。
周代以前的师儒，在盛世时代，他们在朝廷当官的，就学礼学乐，不当官而在民间的，就在乡学里用功，学习礼仪，著书作文。总之，他们不当官就读书学习，当了官就宣传教令条文，在民间就熟记先王留下的传统，在朝廷就效忠于当朝的国王。所以民众不敢与师儒并列，国家也很信赖这样的读书人。到了衰世时代，在朝当官的自己不了解先王留下的法律制度，而在乡学的还能够根据所学到的知识发表议论，他们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书，撰述自己学派的独立的见解，还可以用于安邦治国。孔子说：“多么美好的典章制度啊，我赞成周朝的。”又说：“我不再梦见周公了。”至于夏礼商礼，只是取来记下以免遗忘罢了。象孔子这样的大儒而不赞扬前代的贤明帝王，这是怕轻蔑了本朝而犯罪。
至于周代和西汉，都是根据祖先的道德和技艺方面的成就，设立官员负责世代相传，或设负责教化的官员，上自训解《易经》、《尚书》的内容和阐述各家学派的学说，下到造车、制陶、医、卜、星、祝和管仓之类，都使他们各干祖传的行业，从事家传的工作以谋生。使这些人各有生路，这虽然是盛世帝王的用心，但一代帝王的主要意图并不在这里。
后来的师儒就不是这样。皇上尊重他们，但皇上统治民众的方法他们不懂；民众尊重他们，但民众服从皇上统治的道理他们也不懂。他们小时不拿锄头种田，长大不学习当官的本领，古书正史，常见的也读得不多，对于当代文学的德功，他们瞪着眼睛一无所知。这些人，上不与皇上相处，下不与民众相处。读书有读书人的圈子，儒生有儒生的圈子。他们不懂王道、霸道治国的不同传统，也不懂重文重质的不同风尚。其中那些惑乱人心的家伙，还引古刺今，气焰十分嚣张呢。这样，就使国家道德观念不统一，风尚教化不相同，皇上的治国措施无法贯彻到下面，民众的痛苦无法反映上去。国家供养了读书人，读书人却不为国家效劳。危险呀，危险呀！终归会使国家遭受祸害的，不就是这些读书人吗？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官僚大地主顽固派竭力推崇朱理学，并且厉行高压与利诱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无声的中国》）这样一条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道路。一些反动儒生更宣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援古以刺今”，甚嚣尘上。针对这个情况，龚自珍写了这篇文章，专论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列举历史事实，从学术的起源、学派的形成、学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等方面论证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性，说明在任何时候，学术总是为治理国服务的，鲜明地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论断和“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的厚今薄古的政治主张。文章最后还指出，国家培养了读书人，而读书具却不懂治理国家，不能为国家效劳，这样，国家将十分危险。龚自珍这种尊法反儒、主张学术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新风气，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