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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1月9日，在中央领导进驻遵义城的当天，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根据军委乘胜追击的命令，在掌握了地形资料和敌情兵力后，决定在大部队正面强攻的同时，派小部队抄袭敌后。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娄山关，随后进入桐梓城。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党的历史转折的伟大标志
2003年3月25日，我们参观闻名遐迩的遵义会议会址。一下车，遵义市委傅书记称之的中华第一匾，即毛主席在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名，赫然跃入眼帘。这个会址，原来是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1｝，在老城。据说，是当时遵义最好的建筑，两层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楼房，房顶为歇山顶（中国南方古建的一种形式），高墙壁立，朱门厚重，气派伟岸。穿越过厅，是一座砖砌的影壁，两面顶额都是五彩瓷片嵌字，前书“慰庐”，背为“慎笃”。走过影壁是青石铺墁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为主人旧宅；北侧是主楼，白线勾青砖，四周有回廊。二层楼檐下柱间有10个券拱支撑。整个主楼建筑面积达620多平方米。中央红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刘伯承等住此，彭德怀、杨尚昆从前线赶来也住此。二楼东面中间有一客厅，天花板垂吊新款灯，红木门窗，厅中央摆着一张栗色柏香木长条桌，20多把木椅、藤椅、折叠椅和长凳圈成半圆形。屋顶正中吊着一盏煤油灯，左墙上有一架挂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就是这个客厅，正好容纳20多人开会。离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是总政治部。这座建筑有经堂和学堂两部分，场地较大。经堂为罗马式建筑。当年在这里召开过遵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商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筹备工作。二进遵义后，中共中央在此召集红军干部大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总结遵义战役胜利经验。紧挨着天主教堂，是黔军一个副师长的住所。这是一座木砖结构的前后两进、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前进仿西式风格，后进乃典型黔北民居特点。博古、李德、伍修权等住在这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住在黔军另一个副师长｛2｝的官邸，也是座精致的两层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下均有回廊环绕，装有三角形彩色玻璃的鸳鸯窗，走廊顶壁饰有泥塑花卉。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室，室内有铜床一张，床头设一茶几，上置手摇电话机，红漆九屉桌上放着马灯。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室。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室，遵义会议结束后，他就在这里开始起草会议决议。这座小楼在新城（原名古式巷，今名幸福巷），离总司令部住地要走20多分钟路程。遵义会议纪念馆，包括这一系列建筑群，不只是人们常说的会址那栋法式洋楼。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向我们介绍说：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遵义会议的一些基本情况。其实，这是经过了很多年努力的结果，包括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前身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功劳。开会的时间、参加的人员、会议的缘起、讨论的内容、发言的情况、决议的起草、领导人员的调整等等，无不都经过多少次找中央领导、当事人、知情者反复的访问，查档案，翻资料，研究考证，才逐一落实廓清的。直到今天，有些原始文献还未找到，有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党史资料征研工作太重要了，我们对遵义会议史实的陈列越来越客观、讲解介绍越来越细，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讲的这个情况，对我们党史工作者，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说：遵义会议有两个议题。头一个议题是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因为遵义会议是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黎平会议已否定了去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到川黔边建立苏区。遵义会议不能不首先落实这个决定。但是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新建议。会议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后，根据这个决定，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会议第二项议题是讨论“在反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不是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但却是并成为了党史上人们认识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讨论这个议题时，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补充报告即“副报告”。洛甫等相继发言，洛甫的发言通常称为“反报告”。对于会议的这个内容，一般人都能说出个大概。
遵义会议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研究成果显著的一个专题，无论是从党史领袖人物的角度，还是事件本末的经纬方面，其著述都很丰富。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60周年都召开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对研究成果作了集中检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老馆长费侃如就是研究遵义会议的专家。他的一些考证分析对推动这个专题的研究起了一定作用。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在编修党史一卷的过程中翻了些材料，想了想这段历史的发展，又对有关史实作了些考察，这才形成了点看法。对遵义会议的基本观点是两句话，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即推动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前面的文章已解释了第一句话，这里再来分析第二句话。
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的遵义会议怎么样来说明遵义会议的伟大标志作用呢？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后就提出过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问题，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只解决了那时急需解决并且能够获得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的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来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打下遵义之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才有可能根据黎平会议决定，在这里开三天会进行讨论。那时，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比较大，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来不及思考。博古的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了总结，将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主要归于客观方面，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等都发言，或举出历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逐一进行驳斥，或从总体上对中央的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进行理论分析。周恩来的“副报告”，专门讲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问题，既分析了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但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并承担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在听完与会者的许多发言和博古、凯丰的不同意见后，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提出调整中央军事领导，并请求免去自己职务。尽管博古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李德仍然很顽固，但会议的这个局面，使中央政治局最后得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它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像这样尖锐地批评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在前三次会议是不可能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这是此前的几次会议做不到的。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由实际上和尔后到形式上的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中央错误领导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遭到严重危害，再继续担任主要军事领导既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