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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席。在后人看来，这很滑稽。但这反映了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毛内心之抑郁和痛苦，可想而知。
其次是宁都会议。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多月，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瑞金，次年1月下旬始，取代毛泽东，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作为在中央苏区党的一把手主事后，一是采取积极措施，基本纠正了此前中央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严重错误；二是在军事斗争上，虽不完全赞同临时中央一再指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但在中央持强硬态度时又努力贯彻。因而，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周时而支持毛的正确主张，并对毛加以保护；时而又同毛的意见相左，站在维护中央立场上批评毛。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后，周赶往前方，主持军事决策，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在红军取得若干战役胜利后，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向北出击，威逼南昌。前方领导人根据形势，不赞成马上出击强敌。这样，以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一方，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形成对立意见。为解决矛盾，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赶到前方，由周恩来主持，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临时中央批评中央苏区所犯“政治错误”的长信指示；在作战方针上，与会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毛据理力辩，但处于少数。会议解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离开前方，回到后方休病假。他遭“缺席审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凉”在汀州福音医院长达四个月。
再次是六届五中全会。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直接干预苏区党政军事务，全面推行“左”倾路线。2月，在闽西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4月，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批判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随后，蒋介石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新的严峻形势，1934年1月中旬，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全会由博古具体主持，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批评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是“富农路线”。这次全会在政治上将“左”倾路线推到顶点，在组织上将宗派主义发展到极致。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时，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没有被通知出席全会的毛泽东，不仅没有被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反而擢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央负总责者仍要排斥和架空毛，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苏二次大会上，由张闻天取代他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周恩来表示异议，但在全会结束后举行的全苏二次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选举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以张闻天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照“左”倾领导人的说法，毛成了“中国的加里宁”。由于中央政府各部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毛实际上被架空了。张闻天也被排斥在党中央核心圈外。“左”倾领导人实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上述三次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这给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带来极其严重恶果，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重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长征”。周恩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说起长征故事，人们无不肃穆动容。但是，为什么会发生长征，怎样正确认识长征？作为党史工作者，到了赣南这块红土地，就不能不对红军长征的一些历史情节去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2001年以来，我每次到赣南的活动几乎都与红军长征有关。通过实地考察，来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悲壮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苏区人民的贡献
在瑞金、于都和兴国的纪念馆里，都以大量版面来表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这些地区人民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贡献。看了这些展览，又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以为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加以一定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我以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说到了严重关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如果坚持固守，那将是怎样的后果就更难设想了。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未与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七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促；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不被看作是一种准备，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有错误的指示，那另当别论。这几个大的决策，决不是孤立的行动。此外，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也应当保密。否则，后果也难预料。当然，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能以红军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在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途中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前期受挫是一回事，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淆。在这两年考察赣南时，我深深感到这片红土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赣南人民用鲜血染就的。赣南苏区各县人民对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
中央苏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扩红，成为中央红军的基本力量。特别是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仅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红就达8万余人，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从中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