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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主要是陈述事实，表明了彭德怀的坦荡胸襟。
《彭德怀自述》回忆道：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信是在会议时看到的。当时未介意。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1｝
《杨尚昆回忆录》比较多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尚昆同志写道：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尚昆同志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会上，毛主席的主张遭拒绝，张闻天决定由彭总取代毛主席任前敌负责人。这件事间接地牵涉到彭德怀，而彭本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
——第三件是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去。｛2｝
尚昆同志说：“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尚昆同志还说：“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流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1｝这里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会理会议上批彭德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在此后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还要继续讲此事呢？尚昆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四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1｝尚昆同志的回忆不在回答此问题，只能谈到这个地步。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文献材料，有些具体情节不可能弄清楚。目前只能论及至此，因而这是个历史之谜。
会理县城
会理会议遗址
156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载，在3月上旬红军二进遵义时，中央已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张闻天找潘汉年谈话已说明此事，并让潘先走。参见《年谱》上卷第244页。这样，此事的时间和地点还可进一步研究。——引者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4页。
｛2｝《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页。
｛1｝ 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1｝参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彝海结盟过彝区传奇的彝海结盟
还是回到当年红军过大凉山彝族区的历史上来吧。
正当中央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已赶到金沙江南岸。5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向大渡河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制定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他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他令在滇进行“追剿”的中央军迅速过金沙江，在川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同时令在川各军务必固守会理、西昌，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进；同时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追剿”军与川军各部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1｝。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他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写过《彝海结盟》一书，沿途不断跟我们摆“龙门阵”。他说：对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央早已察觉。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按照会理会议决定，于5月14日撤出对会理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的企图。中央派红军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排除一切困难，迅速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天险。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于16日抵达西昌南的德昌。守备德昌的川军旅长在顺沪起义时是刘伯承部下的团长。刘伯承写一亲笔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该旅长见信后，令守军略示抵抗后即撤退。次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德昌。随后，刘伯承又写信给前来加强西昌防守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说明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见信后，为刘伯承的声望所慑，在红军通过时未予阻击。这样，先遣队于20日到达泸沽地区。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由西昌至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西路，经冕宁县到安顺场。这是条崎岖险峻的山路，特别是还要通过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敌军判定红军不会走西边小道山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太困难了，因此将走东路大道。于是，敌军将主要兵力置于东路，作为防守重点。据此情况，刘、聂电告中央军委，红军主力部队以走西路，经冕宁到安顺场过大渡河为宜，同时以少量部队走东路大道，以迷惑并钳制正面之敌。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通过彝族区的军事行动。还在会理出发时，毛泽东就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21日，刘伯承向部队作动员报告：今天我们到冕宁，这里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过去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还有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