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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两次他把我放在床上，那时候我哥是因为先看完了就先回家，堂叔那时候二十二岁左右，那个很粗，我是小孩子，很小，他都插不进去，我就会觉得有点痛，我就会叫，叫他名字，他就不敢了，因为他父母都在隔壁间，他就不敢。我记得他都有泄掉，回去以后，我上一号都是白白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想去他家了，他后来去台北工作，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和他打招呼，我也不会叫他，只有他不在家时我才会去他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避开他，那时候我是不知道那种事是什么意思，直到结婚我才懂了那是怎么一会事。
我从没有让这件事影响我，我们那一房在家族中艰苦奋斗，我从小就为了自己要生存，一直很认真，从来没有多想这件事，到我结婚的时候才开始奇怪我叔叔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原来就是我被侵犯了。
明白之后并没有影响我和先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的处女膜那时候还没有破，而是初一的时候，我从宜兰骑脚踏车到圆山，我家没车，我借到的是一台高的，我踩得很勉强，来回要两小时，回来的时候我好痛，走路的时候都很痛苦，上厕所时发现有流血，但是那时我也没想到什么东西可能破了。后来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一直没有流血，我就在想，大概是那一次骑车弄到了。
我和先生一切配合都蛮好，我没有因为童年的经验而排斥男的，就算今天我走到离婚，我一直都很正常。
梅梅的叙述中有好几样东西引起了组员们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比较惊人的是：童年性遭遇的普遍。当我们听见一个、两个例子时还觉得是少数个人的不幸，但是当华华、文文、文文的女朋友、英英的同学、到梅梅这一连串的故事在这些女人沈潜的生命中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有那么多平凡的女人默默的背负着各种依稀的童年性经验，无言的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的受到肉体的伤害，有的只是被抚摸，有的遇上陌生人，有的则被很信任的亲人侵犯，有的默默压下心头，有的则被大张旗鼓的刻画着色。我们的经验和回忆不同，意义和感受也有别，但是我们不禁推想：这些早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身体经验，在我们日后与自己身体情欲之间的关系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欲定位？
或许我们应该先问：是什么样的文化使得众多女童们沦为男性单向性探索的天竺鼠？如果这些探索有可能是友善的、无邪的，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什么样的教养使得这些友善的、无邪的、甚至有可能欢愉的经历，在女童成长的人生路途上逐步沉淀为黑暗危险羞耻的污点回忆？如果这种沉潜只属于女人，它难道不是两性不平等的深刻征兆？
这一连串的问题并非概念上的高调；相反的，我们周遭一个个深藏深刻秘密的女人正以她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绪拨动，挣扎着在女人动辄得咎的社会环境中有尊严有快乐的继续活出她们的人生。这种悲壮的气势回响在文文激动的叙述中，也萦绕在梅梅坚持自己没有受害的回忆里（「我一直都很正常」）。
组员们清楚的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切身意义。她们热切的讨论，并比较文文和梅梅──两个有类似经验的女人──在情欲道路上的不同境遇，而且做出结论：生命的创伤在文文身上比较明显和深刻，是因为她母亲的激烈反应，若是成人不那么气急败坏，孩子可能根本不会感受到那么大的创伤。毕竟，对这两个女孩而言，成人的抚摸或探索起初都没有造成太多不快、不悦的感觉，甚至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反而是文文母亲的处理方式构成了她最大的伤害。
第五章 情欲发展情欲发展（2）
当然，梅梅并不如她自己所说的一点都没有感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不！更正确的说：梅梅早已深刻的承受了我们文化对这些事情的道德评价。她一再坚持「这件事对我一点都没有影响」，就已经反映出她对这个经验抱持极大的焦虑。她虽然强调处女膜似乎不太重要，但是这片小小的膜是在叔叔手中失去？或是在脚踏车下失去？对她而言却是个重大的关键问题。而她后来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正是因为，照她的推想，她的处女膜是在和性无关的活动中「意外」失去，因此她在道德上并无可指摘，不必羞愧或有罪恶感。另外，梅梅庆幸自己
没有像文文一样「因为童年经验而排斥男的」，言谈中也无意识的流露出作为异性恋者的优越及正当形象。
这些征兆都再再的显示：在「性」身分认同上，梅梅所承受而且吸收的文化压力并不比文文来得少或轻，但是由于梅梅的性表现是当今主流的异性恋，故而她会认定自己是「幸运」的：她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她「克服」了文化本来加在她身上的打击。在她看来，文文才是不幸：因为文文「变成了同性恋」，因为文文在文化的压力下被扭曲了。
我们注意到的是，各种童年的性经验已经以其个别的形态渗透在女人们个别的人生中，渐渐塑造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悲欢故事。而组员们在工作坊中进行的，就是片片断断地拼凑并重建自己的情欲史，在叙述中勾画出有点完整的、此刻看来合理的、自己会觉得舒坦的人生意义。
这些回溯式的叙述看来是对生命史的捕捉，但是，因为它们是在工作坊的环境中进行──女人们各自倾听着彼此的故事，对照着彼此的遭遇，在别人的故事中看见自己，想起自己，再建造对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倾吐，而更是女人们对集体经验的摸索，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集体遭遇建立起初步的掌握。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叙述不是一次定案的铁书，而是在更多的叙述、更多的倾吐、更多的对照中不断修改和改写的过程，因此组员们的诉说和谈话也逐步累积出她们改造自我的潜在动力与过程。换句话说，每一次的开口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震荡、新的自我认知。
像梅梅的童年往事就是受到文文的叙述的震荡，但是其它组员也同时进行着各自的挖掘。一向少言退缩的燕燕，此刻便自发的要求说说她从未各诉过任何人的故事：
燕：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们家住在蛮破烂的违章建筑中，就有一个男的，我只有一点点印象，他有前科，二十几岁，我想他跟我爸爸认得。我记得六年级时有种牛痘，种的都会烂掉，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手臂上有一个伤口，有可能是夏天穿短袖被他看到。
我们家那时前面做生意店面，后面有两个房间，爸妈一间，弟弟和我一间，那种房间很简陋。有一天进来跟我讲话，妳那伤口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会不会痛阿？就要我给他看，那我也不会觉得给叔叔看看有什么不对阿！就这样翻给他看，他说，喔！不是这个样子，妳把衣服脱掉，这样我才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时我觉得是一种关怀，不会想到他在侵犯我，那衣服也就脱掉，就这样给他看，现在回想起来，好象有印象他在我身上乱摸，以前完全不觉得那是什么侵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后面是市场，他就叫我到市场里去给叔叔看一下那个伤口有没有比较好，也是同样的事情，叫我把衣服脱掉，但是大概只有在身上摸，有没有进一步做其它的事，只有把上身脱了。市场中午就收了，印象中暗暗的，没有人，好象也没有人看到。
我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很大的伤害，也是因为听到文文的故事，我回去想想，突然间有想到这件事。
燕燕也说童年经验没有造成什么人生的影响，但是她又紧接着说：
是榻榻米的样子，爸爸盘腿，我就坐在他腿上，这样抱着。可是好象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的跟爸爸，不，跟父母变得比较疏远。
记忆的回溯事件十分发人深省的活动过程。在无数童年记忆中，燕燕只挑了「爸爸盘腿」这件事来描述她和父亲的感情，而且说在那些性侵犯的同时，她和父亲的亲密关系有开始有了重大变化。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是那陌生男人的身体探索，引发了燕燕对与父亲亲近的联想及回避？极有可能燕燕曾经见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