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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高考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既是一场最残酷的实战，又是为以后的应考做的一次最好的演习。高考取胜，获得的不仅是一个人生飞跃的机会，还将为你把握住这种机会、不断实现新的飞跃打下坚实的基础。
考试成绩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我记得我读高三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批评高中语文教育的文章，说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如何如何的要不得。当时语文正学得不好，头痛得很，看完之后很有同感，觉得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特别是其中有一句：“如果让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大师来考试，恐怕也及不了格。”让我觉得特别解恨，充分说明语文成绩和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没有关系。但是到了大学以后，我有了很多空余时间读大量的古文、名家散文、哲学等，还自己创办了一份刊物，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毫无疑问，我的文学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因为经常出去给高三学生讲课的缘故，我把2002年高考语文试卷拿出来做了一遍，结果觉得简单无比，古文阅读毫不费劲，以前最让我摸不着头脑的科技短文的阅读也觉得一读就通，答案清晰了，45分的选择题只错了一个，是找错别字那道错了。后面的阅读理解也是完全正确。当然，作文我没有写，但我想以我现在写文章的水准，应该不会低于54分。
看，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我的文学修养提高了，阅读范围广了，经常写文章了，语文成绩自然就上去了。我再想：如果真的让鲁迅、郭沫若去参加语文高考，他们到底能不能及格？我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有很多东西他们没有学过。任何考试除了考验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外，必然需要一定的应试技能，至少如何快速准确填写机读卡就是一个要花点功夫练习的本事。但是，我又想，如何让他们跟着高三补习班补习半年，他们肯定能考高分。因为他们文学底子好，知识面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认认真真地做事情，踏踏实实地学东西。有了这两点，区区一个高考，绝对不成问题。
第二部分高考是知识的考试（1）
高考是知识的考试，高中学的知识有用，高考考的东西也有用，只是这个“用”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在为更深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高考是知识的考试，没有什么疑问。但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则疑问很大。高中的知识，无论文科理科，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学来没什么用。我读高中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我辛辛苦苦学了十二年，从六岁到十八岁，成绩也算很不错了，但如果现在让我工作，我能够做什么？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不能做。政治历史这些东西不用说。数学能够排得上用场的无非简单的加减乘除，这些小学就会了，什么立体几何、圆锥曲线拿来有何用处？语文学了十几年，读书看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写作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发表的程度（我大四之前没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任何文章，连高中时学校编的本校学生优秀作文选都没我的份）。英语学了六年，只能读懂高考的阅读理解和《英语学习报》，英文原版的报刊完全看不懂，至于收听英语广播、与外国人交谈更是门都没有。这些东西不仅没用，还花了那么多钱，耽误了学别的本事，肩不能挑背不能扛，给人下苦力最多能领别人一半的工钱。真正“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郁闷之中，闲翻柏杨的《倚梦闲话》，上面有一篇抨击台湾联考（相当于高考）的《联考 必须改变》，引用了一段讽刺科举的话，还加了点批语，读来非常有趣：
“嗟夫，联考正无情地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胎先生曾有诗咏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模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柏杨用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来抨击联考，而现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欢把高考和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做类比。看来大陆和台湾虽然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毕竟同为中国人，不仅考试制度十分相似，连对考试制度的批评都如出一辙。高三的时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十分赞成这种观点，直到大二才有所改变。那是一次校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否应该全国统一”。我们是正方：“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全国统一”。围绕这个辩题，我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对高考做了仔细的分析。考虑到反方可能用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来证明：全国整齐划一的考试形式和录取形式将会使高考走向僵化。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整套辩词来反驳这种观点，其核心就是不能将科举与高考做类比。虽说辩论赛是“辩题决定观点”，辩论中反方新闻系代表队也没有拿科举来说事，这个辩词未能派上用场。但“科举的弊端不能类推至高考”的思想却为我所接受，并信奉至今。也正是由于那次辩论，对于高考，我才开始从一昧的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首先，我们不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的腐朽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余秋雨《十万进士》中讲的非常详细：
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第二部分高考是知识的考试（2）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