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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友好们，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读他的“不相干”的著作。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正好是他分心去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往往出人意外、引人入胜。它们经常揭示某些东西。例如他对论阿蒙德森的那本书的评述或对施利色堡的囚徒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文集的评述，他关于维尔高尔《人或兽》这部长篇小说的思索，都莫不如此。他的专业性的著作我看不懂，我看得懂的正是这些一般性的著作。…或者是包含在他专业性著作中的那些一般性的东西。在他那些专业性著作中，通常有涉及历史和哲学之处。例如，你只要读一读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多数和单数》那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那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了关于其它星球上的生命的问题、发展理论的问题、天体生物学的问题、控制进化过程的规律的问题，阐述了恩格斯和列宁如何理解进化论……
谁能说得准，在柳比歇夫所写的著作中，能永世流传下来的是什么，是普及的哲学著作，还是学术研究著作？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一个问题，他按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失败还是胜利
你自己不应去注意。
不，应当注意……
允许诗人作的事，不一定允许科学家去作。决不允许他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他必须分辨结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工作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到底是失败还是胜利。柳比歇夫创造并不断修订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节约时间，都不是为了以后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入迷的事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破坏了自己的时间统计法。时间统计法没有能控制住他，没有进行抵制。他的时间统计法象过去为他的长处服务一样，开始驯服地为他的弱点服务。
……但如果柳比歇夫从某时某刻起，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工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渴望对激动他的事物作出回答，这已成为他出自天性的要求。为什么他就应当强行克制自己？他想尽可能充分地把自己理性中的各个方面，把所有激动他的东西，体现在自己种类繁多的著作之中；有时他认为道德问题比学术问题更为重要，因而他不能撂在一旁不管。
是倒确实是这样，但又该将什么称之为散漫和精力不集中呢？
一个作家，当他创造的主人公开始违反逻辑去行动的时候，那他是会感到满意的。本来应当这么干的，但出于感情的支配，突然干出了连作家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事。主人公的行动完全不是出自周围环境的支配，但同时在人情上又是说得通的。在这种场合，虚构的人物接近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并以其身上的矛盾令人信服。
可是，同一个作家，一旦发现他所熟悉的人作出了一些他不太理解的行动，他一定会去探求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作家要描写这个人，或者描写某个历史人物，那他更要千方百计地去探索那个人的行为的起因和动机，并竭力把这些起因和动机阐述得十分准确和合乎情理，也就是想把所有的矛盾都消灭干净。
我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也正是这样。我非把他的行为阐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问题在于我头脑迟钝，知识不够渊博。
可能，我没有估计到他外向的气质；可能，他试图通过历史、哲学来表达那几年中我们都感兴趣的事物。这就是他对伊凡雷帝和对伦理学发生兴趣的由来。
也许，柳比歇夫提出的生物学上的问题触及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论他从事什么——辩证法、历史、力学、哥白尼的学说、伽俐略的学说、柏拉图的哲学——处处他的观点总是不同于前人。他总是发现别人错了。不管他到哪里，哪里就有谬误——于是他不得不去对付这些谬误。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才能是一种折磨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是了不起的。但与其说这是一种乐趣，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惩罚。
他不是去回避，而是同谬误去作斗争。谬误却象九头怪蛇的头那样不断长出来。而他则又必须不断地去斩掉这些头。他是赫利克勒斯，谁也不曾向他提出任务，谁也不去估量他的功绩。
那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这么做吗？这可是没有一点逻辑性。柳比歇夫的生活是按时间统计法安排的，时间统计法要求他干什么都要合乎逻辑，给他提供最合理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帮助他挑选最有利的方案。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谋士！但在一种情况下，时间统计法不起作用，那就是当柳比歇夫违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动的时候。时间统计法在矛盾面前无能为力。对于逻辑性不强的事物，时间统计法可以用逻辑性强的事物来与之抗衡。现在根本没有逻辑性，于是一切都违背理性了。时间统计法提示柳比歇夫这么做，柳比歇夫却偏偏那么做，似乎存心挑选对自己最不利的、预先没有估计到的方案去做……
为什么？……我恍然大悟，根本没有必要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不合情理的，是愚蠢的。毋须再去探索。到底我总算明白了，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掘不动、挖不透的花岗岩层。
了解一个人——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之处。
我明白倒是明白了，就是解释不清楚。明白和理解可不是一回事。
然而这些矛盾并未削弱他的力量。他对生活、对自己、对科学所作的种种思考并未减少他的积极性。行动的渴望在增长。思维在督促着他。他不怕别人向他询问：他那不知疲倦的写作和他那精力充沛的活动，其意义何在。有一点他知道得非常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别人说起过：谁同现实妥协，谁就是对未来没有信心。
话又说回来，这一点也并非总能帮他的忙。他根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不相干的事都不去思索，仅仅从事自己主要的、唯一的老营生。他很想向现实妥协，不去关心现实。可是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他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灵出现了裂纹。这是很折磨人的。更使他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还是在违背自己的职责。他是在牺牲自己呢，还是在逃避战斗……
第十四章 幸福的倒霉鬼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订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能、长寿；他还制订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
可惜，他并未完成原订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达到他立下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七十二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七至八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
在写作过程中，书的中心部分开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学性的思索和社会科学的科目——这倒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理应涉及人们认识的统一性。
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一九七0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六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四十五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鲍里斯·乌瓦洛夫同他一起开始工作。在同样的这些年里，乌瓦洛夫在两千种非洲蝗虫中，验证、论述了将近五百种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类目。乌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虫，结果就成了世界上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非洲的治蝗工作，为此获得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授予的勋章。当然，乌瓦洛夫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