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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耐心地、以各种事实和例子来不断提高学术道德的水准。人们有时听从他，有时同他争论，有时生他的气，但人们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此外，我还有这么一种感觉，人们需要有人去批评指责他们。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机会去寻求真心诚意和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他要求双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属于那么一种罕见的人，当人们同这种人争论时，感到很愉快。当他开始同强有力的对手争论时，他力求理解透彻对方正确的一面。
“真正的科学家和真理的探索者，从来没有绝对的信念（这里说的是有争论的那些知识领域），他总是不断用新的论据来试图取得对方的同意，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在对方面前有什么值得自傲的优越性，也不是出自虚荣心，而首先是为了检验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确信自己确已理解了对方全部的论据，确信对方并非基于极为客观的材料，而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偏见而持这些观点，因而，进一步的争论已属无益，直到这个时洗他才停止争论……笔者只有在能用与对方相同程度的说服力来陈述对方意见，并能补充自己的意见来说明对方偏见的根源时，才能停止剧烈的争论。”
这些论争的守则，就其严格程度而言，就其一丝不苟的精神而言，几乎可以同决斗的规则相媲美。
如果今后有朝一日要从柳比歇夫的各种著作和信和中输出有关伦理道德的语录，那就可以汇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守则大全。——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学说，但至少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纲领。独特而准确。“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满足，仅就这一点来说，柳比歇夫的道德纲领就够独特的了。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说，要求一个人能独立地进行自我修养以提高道德水准，要求一个人不是把道德看成是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克制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明白，这样的人永远是很少的，但其人数总是能保证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对他来说，克里缅基·阿尔卡基耶维奇·季米里亚泽夫是科学家的典范。为什么他选中了季米里亚泽夫呢？这完全不是由于柳比歇夫羡慕他学术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不是的，首先是由于季米里亚泽夫的道德品质。他倒并没有专门去研究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他私人也并不认识季米里亚泽夫。他只能在阅读季米里亚泽夫著作的过程中判断这个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的学术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质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于纯科学事业；（2）意识到一个科学家对人民和对社会的社会职责。
很多人认为这两种品质不能兼备。
“……一些科学家取了第一部分，于是躲进了象牙塔中，并认为他们有权忽视时代的要求，同时，这些科学家们总是把真正纯理论的科学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无用处的科学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学家表示（往往只在口头上）自己打算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准备仅仅从事实践，实际上，他们既不促使纯科学向前发展，也不推动实践活动。季米里亚泽夫在其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书中，给这些科学界的投机分子们一个出色的回击。
“这部卓越的传记还向我们揭示了季米里亚泽夫个性中另一个杰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同世界观混为一谈。谁都知道，巴斯德是笃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里亚泽夫则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无神论者，但在一场论战中，某些唯物论者单凭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对立面一方去，季米里亚泽夫却坚决地站到了巴斯德一边。”
在他崇敬的每一个科学家——卡尔·冯·伯尔、法布尔、哥白尼——身上，他总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是笼统、抽象的道德，而总是某些具体的道德品质，某些实在的和积极的心灵特征，激起柳比歇夫无限的钦佩。
他一贯利用可能的机会给自己的朋友们——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和亚历山大·加夫利洛维奇·古尔维奇——以应有的赞扬，这是颇令人感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莫汉达斯·甘地也使他肃然起敬。
在他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儿、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柳比歇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已“成为”怎样一个人。他永远正在“逐步成为”怎样一个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变化，他总是重新考虑，不断提高对自己和对自己理想的要求。
时间统计法帮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第十五章 本章最好题为“考验”
不一定把他当成一个如何如何的利他主义者。他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书信上，但书信也替他节约了时间。精装成册的书信副本同他的读书札记并排摆在书架上——柳比歇夫经常从中攻得自己著作的题目。有时，几乎把整封书馆都搬进了著作中。时间统计法帮助他利用几十年来积攒的全部浩瀚的材料。
在时间统计法的作用之下，尽管周围有一些事件发生，他的生活仍能保持对科学家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平稳性。时间统计法有节奏地，以拍节器那种无休止的方式，滴滴答答地计算着一年年，一月月，不让人忘记时间在飞逝。
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它，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如此繁忙，以致他很容易忽视很多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不利条件。它使他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人们所做的一些蠢事以及公务中的例行公事和杂乱无章，而不去同人怄气。因此他心神安宁、神经健全。
他需要的东西极有限：有一个放书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宁静安说的工作环境就够了。当然，宁静安谧这一个要求不算低。在我们的时代，宁静安谧是奇货。不过柳比歇夫需要的宁静安谧是最简朴的一种——只要寂静和摆脱紧张任务就是了。他从不去追求宽敞的住宅、别墅、汽车、名画和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就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排场和惬意的生活，正是这些东西村成他们心目中的宁静安谧的概念。
他经常有机会获得这些舒适的条件，倒也不必特别费什么劲。譬如说，也不必作什么让步。不时，有一些较高的学术方面的职务空缺。很可能，微微使点劲，他就可以晋升。……但他不要这些东西。超过最低必需品限度的东西，他都不要。倒不是他故作清高，他就是不需要很多大家公认为必需的东西。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们拥有豪华的住宅、成套的陈设、精致的装饰品，甚至他们那里的每一个门把手都呕尽了人们的心血。他要看到这一切，就肯定会惊讶地重复某位哲学家的一句话：“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
这就是自由。他无拘无束。但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们却由于他这种自由而感到苦恼。他周围的人是普通人，他们不能满足于他认为已经足够了的那点子物质条件。他经常没有空暇，他象童话中那个老在那儿磨呀、磨呀，不断磨出盐来的小石磨……没完没了地工作，这使他们很痛苦。
人们把他当作怪物。他也不拒绝这一称呼。苏格拉底也曾被人当作怪物，顺便说说，这完全符合苏格拉底性格的本质。柳比歇夫懂得，一旦独树一帜，就不可能很快得到人们的理解。无怪乎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当人们马上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就觉得我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柳比歇夫不久前因其新奇而加以捍卫的真相，第二天已成为平凡无奇的了。科学的真相必须不断更新。对他来说，科学是以怀疑始，以深信不疑终。哲学同样也是如此。
他的生活并不能算是禁欲主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他从事体育锻炼。他游泳、散步。他很想买一架新的打字机。他的需求是最一般的：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朴素无华。只有亲友们知道，在这种简朴后面，多少机会——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机会——被错过了。
他意识到，这种种是为得到自由，为能够保持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糟糕的是，除了他本人，他最亲近的人和心爱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起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