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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洛斯和鲁瑟尔走向梅塞德斯，观看那被铰断的刹车管。我也去检查它。我们走回到昂热拉和平静的加斯东·迪尔曼身边。
“好得很，”拉克洛斯恼怒地对他讲，“企图谋杀。终于又有点新事了。”
迪尔曼的脸上有几秒钟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企图谋杀……”昂热拉望着我，“可是为什么，罗伯特？为什么？咱们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做。我干得太多了。”我说。
“还是一点也不向外透露，对不对？”拉克洛斯问。他继续抨击迪尔曼。“交通事故。技术故障。幸好没出什么事。《潇洒马丁报》上来一则三行字的消息，再没别的了。”
“再没别的了，没有。”迪尔曼说，“不然您的处境还会恶化，卢卡斯先生。”
“哎呀，您住口吧！”拉克洛斯控制不住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好吧，随您的便，迪尔曼先生。如果您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您相信您能对此负责……”
“冷静点，路易。”鲁瑟尔说，“你也看得出来，迪尔曼先生对这一切也不开心。他奉有上司的指示。”
“我对这一切全不理解。”昂热拉说，“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先生？”
警察们赶走了最后一名好奇者。许多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海岸路，我们只是一小群。
“卢卡斯先生会给您解释的，夫人。”迪尔曼说，“他知道我不能采取其它行动。您的车会被拖进戛纳的梅塞德斯车修理厂修好。你肯定您一点没事吗？”
“是的，肯定。我只是冷得很。”
“警车送您回家。夫人，在您从卢卡斯先生那儿得到解释之后，我也请您保持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保持沉默——对不对，我的先生们？”加斯东·迪尔曼环顾一周。
众人慢慢地点头，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拉克洛斯。
“谢谢。”迪尔曼说。
一名警察带我们去巡逻车。我把昂热拉扶上后座，坐到她身旁。那位警察爬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车子。我转过身。透过后窗我看到加斯东·迪尔曼。他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孤单单的。他目送着我们的车。他双肩耷拉着。他站在呼啸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和黑色中泛着银色的狂野大海之间，一个年约五十五岁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伤感、无助、艰难和负担的象征。
7
“我理解迪尔曼。”昂热拉说。她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坐在床边。我们一回家就马上换掉了湿衣服。“他没有抢着要这个使命！他眼睛那么善良。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对。”我说，“你又真正暖和了吗？你不冷了吗？”
“我好极了，罗伯特……罗伯特……我为你担心。”
“无稽之谈。”
“绝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想看到你死去。噢，上帝，万一你出了什么事——那我怎么办？”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说，心想，但愿如此。今天晚上可够险的。
昂热拉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
“我怕，怕得很！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到我身边来，快！我想感觉到你。”她全身都在发抖。
于是我来到昂热拉身边，我们以绝望的野性做爱。最后，我从昂热拉的身上挪开了我的身体，谛听她平静的呼吸。我熄掉床头灯，睁眼躺在黑暗中，听到火车隆隆地驶过海边。我睡熟了，是昂热拉唤醒了我。她抱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什么……事？”
“请原谅，亲爱的，我叫醒了你！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她站在床边，俯身向着我。
“几点了？”
“四点半，”她说，“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走上平台，于是我就看到它了。”
“什么？”
“我要带你去看。来。”
我从床上跳起来，跟在她身后，急步穿过客厅，跑到室外一片花海的平台上，它沐浴在朝阳的强光之中。我俯瞰城市，它的白房子也亮得刺眼，就跟又变得波平如镜的大海一样。
“不是在那下面，”昂热拉说，“在那上面。在山坡上。”她用手指，“在柏树旁边！”最后，我在房子后面陡峭山坡上的柏树旁发现了它——一棵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杏树。阳光下，这棵树和树上的花朵熠熠生辉，超凡脱俗。
“我观察这棵树多年了。”昂热拉说，“六月里它还从没开过花。今年它开了。您还记得吗——岛上的僧侣、神圣的火奴拉特和他的杏树？”
“对。”我说。
她跑进客厅，又拿着一只相机回来了。
“我得拍下它。”她说，“它是为我们绽放的，罗伯特！我想准备一本相册，里面只放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这就算第一张。”她将相机举到眼前，“它将永远为咱们俩开放。”放下相机时她说。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下滑。“回去吧”，她笑吟吟地说，“快回来……”
8
空游泳池在太阳下白闪闪的。
保尔·泽贝格也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天气一天一天地更热了，我们穿着凉鞋，在杉树、橄榄树和棕榈树的绿荫下来回漫步。灼热的太阳下，透过树干，我看到伊尔德·赫尔曼家门外五彩缤纷的花圃，老是看到那个游泳池。我看到，有几块石板是供跳水用的。池底有几根树枝。小动物在那里来回蹿跳，小蜥蜴。现在是下午一点，公园里静悄悄的。
泽贝格一回来我就前去拜访，令他猝不及防。我做好了他会拖延、推托的打算，但是他声明，他很想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坐着一辆车出城了。
我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