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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引起了这天大的变化？会不会是因为我刚才抚摸黑记的原因？为了验证，我又开始触摸黑记，先是轻轻的，后来慢慢地上力。在我感觉指尖下的硬物有些松动时，心电图上的数字又开始神奇地跳动——34，35，36，37，38……我拿开手后，数字在“38”上停顿一会又开始滑落——37，36，35……最后停止在“35”上。
不用说，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顿时，我心灵有种要爆破的紧张和激动。我强烈地感到，我一个人无法承受眼前这一切，这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几乎是荒唐的一切。于是我跌跌撞撞地冲上楼，叫醒了林达父亲。
“这是不是一块胎记，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这么说是后天长出来的，而且肯定在她……青春期后。”
“嗯，应该是这样，否则我不会没见过的。”
“她最早发病是什么时候？”
“１４岁那年。”
“那正是她开始步入少女的一年？”
“嗯，差不多。”
“我想这东西肯定就在那一年里长出来的。”
“你想说明什么？”
“这是个神秘的东西，林达的病根可能就在这上面。”
在我一番演示之后，林达父亲也惊呆了！
刚才，林达心律最高已冲到“45”，现在衡定在“41”，同时黑记的形态包括大小、色泽和软硬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看几乎有明显好转。如果不是林达父亲阻止，我甚至有信心在天亮之前让林达结束长达10天的噩梦。我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为我看到我现行的这一套完全屡试屡灵，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光凭手指的触摸，以我经验推测，如果我动用柔软、温润的唇舌去亲吻，去呵爱它，这情意绵绵的东西一定会更加满足，因而更加快速地被爱陶醉并融化。但林达父亲以医生权威的意志坚决反对我。
“听我的，饿汉不能一口吃饱，冻僵的身体不能直接用高温取暧。林达已经昏迷10天，你想在一夜间让她醒来无异是拔苗助长，结果肯定要害了她的，即便不死也要落个三长两短的。”
我不敢说他这种类比一定有道理，但我更不敢拿林达的性命冒险，所以最后选择了比较保守单一的“疗法”：只是一味靠手抚弄，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一天顶多弄个一两次。结果都到第三天黎明了，我一觉醒来，见林达还在昏睡不醒。而此时神秘的黑记已全然恢复如初，林达心律和体温也都回升到了正常人的水平。我有点等不得了，趁林达父亲暂时出去，我私自使用了新的方法：吻它。
我低下头，双唇刚触及黑记，窗外飘进了悠扬的起床军号声。当军号吹到一半时，我感到林达的身体惊动了下，然后便开始有序地蠕动起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唤醒了她，还是渐渐变得雄壮的军号。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停止亲吻，因为我怕她激动，更怕这一激动（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给她带来致命伤害。
我抬起头刚一会，林达就睡意朦胧地看见了我。她就这样醒了，而且也许是保守疗法起的作用，她醒得非常自然，就像睡了一觉醒来，而且是带着梦的一觉。
“我刚才做梦了。”
“你梦见什么了？”
“你在跟我做爱，我好激动……”
在炎热的夏季，在高原城市西宁的一间病房里，一位来自成都的业余写作者正在与他刚刚告别死亡的情人细语着几天来痛苦又神秘的经历。他一边为情人终于回到人间感到万分高兴，一边又在为情人奇怪的身体所苦恼。他想，这次她差点就离开人间了，不过马上他又想，对她而言，离开人间后也许还没有现在在人间那样更像一个幽灵。
后篇：我的简况及近况
九
我的名字（真姓实名）无关紧要。我的性别不言而喻。我出生在浙江富阳，今年37岁。小时候我父母希望我长大当一名医生，因为我有个叔叔是医生，并且过着在我父母眼里的最好生活。我也确实当了一阵子医生，但时间不久。我为什么不当医生，是因为我当不了，我闻不得药味，过敏。不是一般的过敏，严重时甚至出现休克。有人说我身上不是多了个器官就是少了个器官。这话我相信。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相信，我以为，所谓不相信只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宇宙工厂和更加复杂的时间机器以及梦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无知和无礼。世纪一个接连一个地过去，事情一件接连一件地发生，什么难以相信的事情都发生了，还有什么不可相信的。我相信，在一个无限的时间里，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我身上多或少了个器官，只是和常人有一个简单的不同而已，没什么好惊惊怪怪的。
就像有些人因为特别漂亮或者高大改变了命运一样，我与众的一个小小不同也改变了我命运。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远离家乡），职业是一名文化记者（与医院毫不相干），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斯匹灵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忿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哪，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