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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弹指间，许家的孩子们个个都长大成人了，当年的助人为乐的家庭教育取得了道德上的好报应，一个个成为心胸开阔的各有成就的人。真没辜负两位老夫妇的苦心。
当年的那个家像座善心的寺庙，时常有些飘零落魄的和尚来“挂单”，避个风雨，求点慰藉。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前脚刚走转身又回来的照样殷勤欢迎。
我二十多年前在日本遇到文艺前辈井上靖先生，他慎重地问起我在日本声望很高的大书法、大金石、大画家钱瘐铁先生的情况，我尽所知的讲给他听了，钱先生和我有过许多来往，受益匪浅。时时想念他，想起他心里就很沉重。钱先生和郭沫若当年在日本有很深的交情。这个老头儿脾气不好，性子急，“反右”本来没有他的事，却在会上为好友林风眠、刘海粟打抱不平。“真是好大狗胆！”结果自己也戴上了右派帽子。找老朋友郭沫若。郭沫若是随便找得的吗？只好到芝麻胡同找老许，一住就是半年。天晓得那风雨飘摇的半年是怎么过来的。
明末，寥落的陈老莲在大少爷的张岱的园林里住过好长一段时间，赵之谦在山东潍坊大少爷郭味渠的家也住过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这是郭昧渠的祖宗作的东），看起来画家在朋友家作书画画这类事情是自古就有的。
麟庐兄北京的家园在朋友心目中应是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独门独院，情感浓稠，真耐人回味。
想说一说“文革”以后的一桩公案。
好多人说来说去都不准确。
“猫头鹰事件”是一些人硬造出来的。
“文革”过了，我们下了三年乡又回到北京城了，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和一些人被调到北京饭店去参加十八层新楼的美术工作。我没有画画的任务，只做了一些计划性的书面构想，比如哪一层会议室画些什么，摆什么，什么格式，请谁搞谁画最合适之类的设想。也不一定按时上班。做具体工作的都是海内高手，我份内的工作也不怎么操心。
既然常在家，也就穿着拖鞋懒洋洋地到许家去闲坐。有天，老许拿出一本空册页要我在上头画幅画，说是南京宋文治要。想来想去也不知画什么好，老许就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当时虽不认识宋老兄，但画是可以画的。
为北京饭店的设计工作搜集画画素材，我们一行四个人——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到南方名山大川走了一圈，年底来到成都，就听说北京美术界出了大事，搞出来一批黑画，其中有一张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我根本不知大祸临头，还轻松地说：“嘿！画个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也常画的么。“没想到那说的就是我。
回到北京，麻烦了，为我开了一两个月的会，要我老实承认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是攻击社会主义！
我根本没有给北京饭店画过猫头鹰，那么高那么大的十八层楼，册页大小的猫头鹰挂在哪里呀？
洋洋大观的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我那幅猫头鹰原来排行第七，过几天，改排到第一了，上头给宋文治题的那些字用一张小纸条盖起来。这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又卑鄙，又可怕的诬陷行为。既然如此，我也就横了心。来就来吧！只是，我真怜悯那些兴高采烈批斗我的人。那股“阵势”，那种蒙昧劲，不免令我为那个时代深深惋惜。他们也都算是读书人啊！
晚上，我赶到许家告诉老许夫妇和孩子们：“那张猫头鹰，不要说在你们家里画的，是你老许叫小九把册页拿到我家里，我自己出主意画的。”
老许家大，人口多，孩子小，没必要为我这张画被扯进冤屈。
果然不出几天学校就派了一位姓毕的老太太，找老许作了外调，幸好老许按我的嘱咐照说一遍，风就这么从许家房顶掠过去了。
毛主席对批黑画的活动讲了话：
“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
对我那张画也说了猫头鹰就是一眼开一眼闭的习性之类的道理，原本热热闹闹的一场运动，就这样冷下来，结果，意图讨好江青的告密者不免失望，丢掉了立功的机会。
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三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老了，今天能有福气公开说出这些话，也真不易。
地震的时候，日日夜夜，我们两家来回奔跑照顾，至今回顾，美得像一首诗。
写到这里不免联想到一个大题目，“命”这个东西。如果老许年轻时他的尊人没有给他留下那三部把麦子磨成面粉的机器，不开那家和平画店，光是与可爱可敬的李苦禅一起画画，侍奉齐白石老先生，他就不会混溷在资本主义改造浪潮里，去荣宝斋站柜台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前，足足被折腾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年艺术黄金年龄，销融了艺术活动的社会根基。那时候，做过生意，开过店，拿上等去污粉也难以洗刷干净。
旧社会当县官的人，远的如郑板桥，近的有王铸九，都比麟庐兄日子过得踏实。你说怪也不怪。
三部机器的面粉加工铺子，为了文化艺术开心的和平画店，耽误了一生的才情，你说奇也不奇。
幸好有了改革开放，国家的兴旺助长儿女们的发展，麟庐兄真正地舒展开来。大家簇拥他开个个人画展。
“好！开就开！”
原来应在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就开的画展今天毕竟展现在大家面前。
这时候开，看到展场作品的年青观众，说不定会以为他是刚出壳的年轻画家咧！
有唐诗为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许麟庐山中采药回来了。什么年轻画家？都八十五了！！！
2002年12月14日于万荷堂
怀念朱成淦先生
朱成淦先生是我集美中学时的美术老师。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我常跟他在一起。这与别的大多数同学跟朱先生的关系很不一样，有点像大学生跟教授的方式。朱先生对我另眼相看，所以这方面说来，我们之间谈话和授课的办法很像哈佛大学的“希明纳的不分长幼”的散淡而肃穆活动体例了。朱先生自己学的是中国画，对我却什么都谈，油画、雕塑，主要是引导我走近新兴美术。三八年他介绍我与木刻前辈野夫、金逢孙先生的中国木刻协会（东南？……）建立了联系，从兹为我终生从事的木刻艺术打开了法门。
他还带携我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其实也只是赶热闹贪好玩。如他积极投入的《血花报》活动和剧团的工作，我基本上还谈不上插得了手，我只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对其意义恐怕只懂得两三成。我学科成绩很糟糕，广泛的知识来自图书馆的图书。总是留级，留级，留级。朱先生就偷偷安慰我：“没什么大不了，长大并不靠那些东西！你看我从小是一个百分学生，长大从事美术，几时用过三角几何？”
朱先生是位运动健将，他的跳远很精彩，平时，他时常跟人打篮球，他一上场能马上引起观众们的欢腾，他一边跑还一边说些有趣的话。
朱先生艺术上宗岭南画派高氏兄弟，在安溪集美学校时他出过一本石印水墨画册，还是我的堂叔黄村生写的序。
朱先生人格高尚，学识丰富，待人温厚，艺术气质昂扬，有独特的风格，只可惜深居闽南少为人知道和认识，也因此影响自身的艺术发展。
这是一位好人，一位忍辱负重爱家乡爱祖国的好人。这种人每个地方出这么几十个，那个地方就一定充满生气和希望。
蒲田是我旧游之地，著名的文献名邦，我常在梦中踯躅。
黄永玉2002年4月2日于北京
水浒人物
《人物》原应在六十年代初以木刻形式完成，因为绣像方式，风格当较细密精致。
那时我刚四十出头，心手两旺，二百方针令人踌躇满志，若那时说话算数，工作得以无挂碍顺利完成，或可对水浒说部增添少许颜色。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