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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部的院子在一个洼地。我们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见。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动员表姨去斗地主。表姨说，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时已经被枪毙了吗？我不跟魂斗。
生产队长说，不是老地主，是少爷。附近的知青说是国家要搞的。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样，是在“文革”前就到农村去的，这么些年生活寡淡无味，终于轮到“革命”的机会了。
少爷？解放那阵子他才四岁，表姨说。
生产队长说，你以前在他家当过丫环，你最知道他家怎么欺压我们穷人。所以，你一定要斗。队长走后，表姨很难过。我问她，她说，她在他地主家时，一家子对她不错。再说那少爷就是看见父亲被敲了沙罐，吓得半死，变成神精病的。
表姨在家装病，她被队长狠狠骂了一顿，不过也拿她没办法，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
我那天跑下山坡去，队部的院子热热闹闹，在天井和堂屋站着人，地上也坐了不少人，拖儿带女的。那个地主的少爷被押上来，一个瘦高个青年，衣服又破又脏，头发长得不男不女，但什么也不知道，别人骂他，他笑，别人数他罪状，他笑，有知青上台阶去扇他耳光，他也笑。直到后来把他斗垮在地上，才算收场。
我跑回屋里对表姨讲那里发生的一切。表姨说，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个孩子活不长，老天爷，观世音菩萨，行个好吧。她的样子非常伤心。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表姨爹说是要带我去一个工地，那儿差石匠，而且离鬼城冥府不远。他一早带上我，我就在工地等他做完事。然后他带我往街上走。他指着山顶的那些若隐若现的房子说，那是阴间地府，凡是人死了，都到那里报到，做善事的升天或投个好人家，做恶事的，得下地狱下油锅，受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永世得不到翻身。
那条青石块的街，两边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往山上走的小路真是鬼气森森，令我非常向往。但是爬了一半山，表姨爹忽然改变主意，不带我上去。说小孩子看了不好，女孩子看了更不好。
下山后，街上摆出小摊，都点起油灯，卖煮熟的红辣子鸡块，说是鸡避邪。他买了一个鸡头，叫我立即就吃。然后拉着我的手就走，说赶快，趁天还未黑，若天黑了，街上不会有人，全闭门闭窗的。表姨爹带我上船，不到一个时辰，我们跟着拖轮上岸，重新走山路回村子。
长大后我去过那鬼城冥府好几次，就在丰都长江边上，古木参天，有些古庙，奈何桥得一步跨过才顺当，还有鬼门关，黄泉路，十八层地狱，每隔几年修些新玩意添些新颜色，最后一次把我吓了一跳，对面整匹山修了供观光的种种传说中的景物，还有天堂仙境，玉皇大帝整个雕像占了半山，在长江上就可见到，好像发扬正气，压倒邪气。那条古朴的街也越来越商业化。
记得那一夜表姨一直在怪表姨爹胆小。但是第二天，表姨就去山里摘回艾蒿菖蒲，几枝挂在门口，几枝拿在手上点火烧，在我周身来回熏烟，熏得我只有闭上眼睛，泪直流。表姨用雄黄酒洒在门口窗子，说不然鬼会缠住我，这样做过后，鬼会自动离开，知道认错了人。为了保险，她在太阳下山后，叫我学她的样，对着东山连连吐三次口水，然后跪在地上，对着西天磕三个头。
天还漆黑，生产队长就在叫出工了，等他们上了地里，公鸡才叫。
在表姨这儿，她让我帮她扯线子，一件旧线子衣服。我得边扯边绕在一个木凳上，扎成一束，洗了再重新织。线子衣，表姨织了两件，一件给她的儿子。一件想必是给表姨爹的。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了，她的儿子也睡了，表姨爹还未回来。我看见她拿着线子衣，包着一包东西就往外走。她走得很秘密，可我还是发现了。跟在她后面。我发现她竟然是去村边的土屋。而且里面住的就是那个被斗的少爷。少爷见了她也不傻笑，眼睛盯得直直的，不过两人没有说话。
每天我和当地孩子一样去山上拾柴和打猪草剁猪草。每天一到晚上，吃饭很早，每家每户如此，为了省煤油灯，有时农田活忙了，吃饭晚了，就烧着麦秸秆和枯草，取炉火照明洗菜做事。往往一屋子都是烟，熏得人直咳嗽。
晚上一盏小油灯早早就吹熄。
第二年清明节很快就到了，我们几家人到关口后山上给外公上坟。一路上扔野菜团子，说是打恶狗饼，每人头上系根白布条，表示孝敬，祖宗保佑着，凡有厄运来临，必先显灵，让后辈逃脱。他们剪了好些纸人纸马纸牛羊，还糊纸房子纸床，在坟前烧掉，说是这样亲人在阴间可享受。
上完坟回来，二舅说要带我去大石寨。我以为是村子里的石寨，说我自己就去得。大舅说，村里的是小石寨，江边有大石寨，川江上下都有名，就在江边山崖边上，有十二层，高入云里。可是二舅给春耕病倒了，二舅妈就让村里一个老表把我送到表姨家。表姨说没去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被“闹革命，破四旧”的知青封了，里面的菩萨早就被砸得稀烂。
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表姨就在把家里的碎布收集起来，用面粉做浆糊，抹在碎布上，做布壳，她将布壳剪下修鞋样，每天吃饭前趁着天光扎几针。
那是八月的一个大太阳天，大舅接到二姐代母亲写来的信和寄来的路费钱，让幺姨送我回重庆上学。那一天我把村子跑了一个遍，最后我抱着表姨哭起来，表姨说，“乖女，你妈啷个会不要你。我就一直不信这点。”她也哭了，说真舍不得我离开。但是她为我能回重庆大城市而高兴。
她和表姨父把我送回关口，那天傍晚幺姨也赶来了，她们一人拿出一只红布鞋，扎得结结实实，幺姨做的右脚上还绣了两朵小小的豌豆花。她们让我伸出脚来试，大了一些，说是要这样，我脚长得快，上二年级还能穿。不过幺姨说不全是她做的，因为她眼睛不好，二舅妈就接过去了。
我问怎么一直不知道她们在为我做鞋子呢？
她们说心里有这个预感，她们去神坎取了愿的，这样穿鞋的人才会一路平安，红色也是图个吉利，能走到天边，越远命就跟以前不同，起码比她们的命好。
一群女人在大舅屋子里闹嚷嚷时，二舅把我叫出来，偷偷塞给我十块钱，我知道十块钱是个大数字，我手中从来没有捏过钱。所以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一向糯米兮兮的二舅说，你不要，等一会就把你捆在屋里，不让你走。
我吓坏了，赶紧收下。他才放心地走了。回到重庆，我把这钱交给母亲，母亲拿着钱眼泪就流出来。
幺姨在重庆城里很不习惯，她放心不下丈夫，就回去了。她走了，我的衣袖上还插了一根穿着线的小针，看见父亲的钮扣掉了，我就赶快缝上，可是被家里哥姐笑话，他们认为这是乡巴佬的做法，硬把针取走了，不准我插在袖子上。那双红布鞋，我从乡下一直穿到城里，穿到小学里，同学围着那双鞋子看，手工做的，即使做得细工细活，他们也笑个不停。不过我不在乎。我的脚长得很快，不到一年就穿不得了，剪掉后半截做拖鞋。等到我上初三那年，有一天我与姐姐下长江洗衣服，那双鞋子就顺水飘走了，我追不上，一个漩涡就吞没了它们。
我很伤心。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回到关口，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跟着那下山的路，去找丰都的表姨，可是表姨也不在。过了几年母亲告诉我，表姨去世了，先是那少爷生病死了。一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少爷就是表姨的儿子，丫头生的，所以一直没法说。一解放，她更不敢相认，那亲生儿子还很小，亲眼看见父亲及一家人被枪毙，吓出病来。表姨就只好一直瞒下去。表姨临死才告诉幺姨，幺姨来重庆才说给母亲听，两个女人关在房里落了好多泪。
我是后来才明白，母亲乡下的亲人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收留我，每家都困难，多一张嘴吃饭，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大家达成协议，每家分担。
大姐是个大嘴巴，想必早就给我的亲戚说清我的私生来历，可是在那里，他们就当什么都没有过，对我比他们自家的孩子还好，如果只有一个叶儿粑，他们都宁肯自己不吃，让给我吃。
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突发爱心，把我从农村接回重庆城里，让我上学识字，我恐怕也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