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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楚国国都被秦攻破。屈原悲愤过度，于是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自杀身亡。据说人们在河中捞到了被鱼吃得只剩骨架子的尸体，葬在汨罗。如今的汨罗仍有十几处疑冢，不知哪一座有他倔犟的骨骼。
三
司马迁在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屈原已经逝世将近两百多年，他的事迹，已不那么清楚。司马迁动笔的时候，很可能自己已经受了腐刑。屈原的悲痛，与他自身的悲痛，在一‘个神秘的空间合流。他从屈原生命的绝途中，闻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气息。司马迁因为李陵而获罪。李陵为汉武帝时代曾与匈奴作战七寸·余次的名将李广的孙子，在与匈奴作战时被俘，身陷匈奴。司马迁没有想列李陵投降的严重性，在汉武帝面前直言不讳地赞扬李陵叛汉之前的功劳，得罪了武帝，被打入监狱、定了死罪。汉武帝时代，死刑罪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赎罪需钱五十万左右（根据学者季镇淮考究），司马迁官小家贫，获罪之后，平时与他有交往的人惟恐殃及自身，无人愿意帮助他，所以用钱赎罪根本不可能；二是接受“腐刑”，即变成宦人。做宦人在那个时代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后来选择丁忍耻活着。司马迁受刑的时候是48岁，《史记》写成之时，大概是53岁，写完之后，好像是隐居了，历史学家没有找到他后期生活的确切消息。
曾经有学者说，司马迁写屈原是因为他想起了贾谊。这是因为贾谊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接近。司马迁在研究贾谊的生平事迹的时候，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于是想起一个比贾谊，甚至比他自身更不幸的人——屈原，并由此决定将屈原和贾谊放在同一篇传记中来写，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中那篇著名的《屈原贾生列传》。这种说法，好像没有确切的依据，因为司马迁作《屈原贾生列传》之前，曾奉父司马谈的命令，乘“传车” （供官吏等人乘坐的——种马车），到过长沙。司马迁从京师长安起程，经南郡 （今湖北荆州）渡江，先访问了泪水屈原白沉的地方，又从长沙前往营道县 （今道县、宁远等地），考察舜帝的葬地九嶷山。相反，明代学者李东阳认为：“司马迁作《史记》，（贾谊）徒以吊湘之赋（即《吊屈原赋》），与屈原同传。”（《李东阳集·杂记·南行稿》，岳麓书社）其实司马迁因何种动机而想到屈原都不重要。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创作的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这篇传记的成文，是三个走在精神绝途上的灵魂合谋的产物，这才是事物致命的根源。屈原、贾谊、司马迁三人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就是精神的同一性。
贾谊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屈原类似，贾谊生活于汉文帝时代，比屈原晚生一百四十来年。贾谊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博士（官职）。每逢天子交下问题向大家咨询，那些年老的博士无法回答，只有贾谊能回答出来，文帝对他很赏识，越级擢升，一年之内，就把他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的这种作法，在官场同样犯忌，充满丁年轻人的盛气。以现今的官场而论，一般回答问题，在资深人士回答之前，即便能回答，也要装出一副不知如何问答的诚惶诚恐的样子。
贾谊认为汉朝从开国到文帝时，已经有二十多年，天下太平，这正是应该改变历法、变易服色、奠立制度、订定官名、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草拟了各种仪法，崇尚黄色，遵用五行之说，创设官名，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这的文帝刚刚即位，一再表示谦训：，认为变法改制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后来许多律令的颁发，及《诸侯全须赴任封国》等法令的订定，都是采纳厂贸谊的意见。于是天子便和大臣们商议，想把贾谊拔擢为公卿。这时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都嫉妒他，就毁谤说：“他年纪轻轻的，读了一点书，就想专权，在各种事情上制造纠纷。”因此天子后来也就渐渐疏远了他，不再采纳他的意见，派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做长沙王太傅，其实也很不错，但这个年轻人认为是贬职，内心充满愤怨，因此，在渡湘水的时候，就借凭吊屈原来抒发内心的感慨，他说：“屈原遭遇的逆境无有穷时，冈而以身相殉。”叹息无才的小人获得尊官显禄，拍马的臣子个个志得意满。
从前凄书作文，总有—篇《奉献》，结尾—定是那句人人都写过的话：“我愿做一棵小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同样是做小草，也有地域的不问，做长安的小草和做长沙的小草，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贾谊处在长安，感觉很幸福，处在长沙则感觉末日就要到来。贾谊不喜欢长沙，这对呵护他的长沙人足——朴心理考验。贾谊未到长沙之前，听说那里地形低湿，便认为到那样的地力：去一定享寿不长。贾谊当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汉文帝七年）四月庚子日的傍晚，有一只鹏鸟飞进他的住处，停在座位旁边，他疑心这只鹏鸟是来向他索命，心中伤感，写了一篇《鹏鸟赋》来宽慰寂寞灵魂。他说万物的聚散生灭，没有尽头。偶然生而为人，何足珍贵爱惜；忽然化为异物，又何必悲哀伤痛！小智之人总是自私，通达之人所见远大。贪财的人以身殉财，节烈之土以身殉名，好权势以自矜夸的人死于权势，一般凡民则但求生命之长存。被利所诱、为贫所迫的人，终日东奔西跑，趋利避害；圣人不为物欲所屈，万物变化虽多，却能等量齐观。把身体付托给命运，不把它当作已有。活着就好像寄托在世间，死了就像长久地休息。上德之人无所牵累，知道天命而不生忧愁。死生祸福，原属小事，又何足以疑惑挂怀！
太史公司马迁说：“当读《鹏鸟赋》时，看到文中把生和死等量齐观……不禁爽然若失。”在长沙这样的地方，能把生死看透，这大概是万般无奈中的一种收获。贾谊后来果然只活到 33岁。
文人写文章大抵言不由衷，纸上写的跟心里想的有很大差距。就贾谊的生命本身来说，远没有通达。鹏鸟事件一年多之后，贾谊被召回京师谒见皇帝，那时汉文帝正好坐在宣室受福，因为对于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问起鬼神的本质。听完之后，文帝说：“我很久没有和贾谊见面，自以为超过了贾谊，看来还是不如他。”过了不久，遂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的幼子，文帝很爱他，梁怀王本身也喜欢读书，所以叫贾谊做他的太傅。过了几年以后，梁怀王骑马不慎，堕马而死，又没有后代。贾谊为自己做太傅没有尽到最大的责任，非常伤心，哭泣了一年多，也去世了。 长沙给了贾谊什么？历史学家可以反复研究。至于贾谊在长沙的生活，用当下的话来说，可谓典型的小资生活，比普通老百姓要逍遥快活得多，有奉厚的薪金，有仰仗他的高官显贵。任光椿先生曾著《芙蓉国秘史》，内有一篇《贾生奇情》，说长沙王的姊姊吴灵筠与贾谊相爱，并有大雪封门、万籁俱寂的夜晚，二人和床而眠，蜂恣蝶曼，意暖情浓，春愁冰释的浪漫细节。这使人想起古代诗人寒雪之日作诗，红泥火炉，外加温酒暖被的佳人。光椿先生的书写的虽是轶闻趣事，但不难看出他是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成文的，至少可以当作传说来读。当然，这只是事物表象的一面，内心的寂寞是别人看不见的。
屈原、贾谊之后流放到湖南的文化人，大多有一种末日感觉，不幸遮蔽了他们的心灵，杜甫、赵汝愚、蔡元定都死在湖南。柳宗元曾在文章中反复诉说，待在湖南这块地方是多么的无可奈何，灵魂在这种诉说中似乎已经缺席，这使我感到很迷惑。因为精神的不幸，而迁罪于这块土地，使人们在进入这块土地时，心境郁闷，脸色苍白，形容枯槁，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时人著文，喜好夸卖，常常历数一地的名人，但掩藏在名人背后的无奈却很少述说，这种世风与文风偏离了事物的原本方向，说是文化的谎言也不为过。
四
一个文化人如果有幸到湘j匕旅行，不去汨罗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车往汨罗方向开，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