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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带路，我们用了两天时间，跑了荆州市区、沙市区及下边几个乡镇的若干个赌博场所，还参与了若干次赌博活动，基本掌握了打麻将、设赌机的情况，但在六合彩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在荆州，六合彩的开奖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上八点半，周四这一天我们希望能和公安部门一同配合行动，因此周二开奖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拍到六合彩的内容，但是这一次采访却非常不顺。
我们是周六晚上到达荆州的，周日、周一两天一直在为六合彩开奖前能够拍到现场做准备，好不容易联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和一个农民，但是到了开奖那天他们全都变了卦。无奈之下，我们走进麻将馆、网吧、小饭馆、小商店，希望能够找到线索，但是全都落空了。一位网吧老板说：说实话，这里遍地都是六合彩，如果不是熟人，又没有当地人介绍，你们根本见不到六合彩。
真的没戏了吗？一急之下，我走进路边一个小服装摊，买了一件很乡土的衣服，又买了一截当地人爱吃的甘蔗拿在手里啃着，形象上已很接近当地人（当时我们在一个镇里）。随后，来到一家农贸市场，在买了二斤白萝卜、二斤胡萝卜、半斤花生米、五毛钱咸菜之后，终于有人开口和我们说六合彩了。
该拍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但如果就此打住，总有些不甘心。荆州市赌风盛行的背后隐藏着什么？那些不愿意受赌博之害影响的荆州百姓的意愿是否有人理会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以群众的身份进行举报。这样，我们拨通了岑河镇派出所的电话。
我们举报的三台赌机就设在岑河镇镇中心的路边。举报后，我和摄像刘文在街对面分别守候着。我设想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公安人员来了，查了封了；第二种，公安人员来了，没查没封，但是让收起来；第三种，公安人员一直没来；第四种……就在我进行着种种设想的时候，只见一名男子匆匆忙忙从远处走来，直觉是这个人和赌机有关。我马上和刘文电话联系，刘文走向街对面，拍到了大家在节目中看到的搬老虎机的场面。
说实话，这样的结局对节目而言，是出彩儿的，当时我心头也曾窃喜了一阵。但是，对于赌风盛行的荆州来说，对于深受赌害之苦的荆州百姓来说，这样的结局实在不是愿意看到的。
这天晚上，我们又拨通了燎原派出所和市110报警台，进行了举报。分别在原地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催加了一遍电话后，仍然未见任何动静。夜里12：00多，我们打车往回返，除了在冬夜中等候多时所感受的寒冷外，更多的是心头所感受到的寒意。
星期四早晨，我们和市公安局政治部取得联系，说明想要来采访六合彩的意图，遭到了对方坚决的拒绝，理由是，这里没有六合彩，也没有赌博现象。看来当初幸亏没有和他们先联系，否则恐怕是什么也拍不到了。无奈之下，我们不请自来，拎着机器直接来到了市公安局，经过一上午的磨合，对方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表示希望能拍到一些他们近期打击六合彩的行动，结果是局长和队长接受了采访，谈及的主要内容却是，他们以往是如何打击六合彩的。至于这次查赌、打击赌博的行动，就是在节目中所看到的：当我们随同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家娱乐城时，所有有赌机的娱乐城都关了门，而第二天再来到这些娱乐城时，所有的赌机都不见了踪影。
最后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要提一下，在坐公安局的车采访途中，经过荆州东城门时，车上公安局的一位主任打电话给后面车上的一位队长，问他们到了哪里，队长回答说：我们已到了“幺鸡”这儿（指凤凰雕塑）。看到我和刘文禁不住笑出声来，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段典故，短暂的尴尬过后，他们自己也笑起来，后来干脆停下车，大家在“幺鸡”前合影一张，以示留念。
在河南省的许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年轻人在河北省白沟一带的家庭黑作坊打工，他们都是初中或高中刚刚毕业，还有很多人不满十六岁。正是这些黑作坊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工资每月两百至三百不等，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加班加点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车间里，白天刷着那种含苯量极高的胶，晚上那些胶就放在他们的身边。
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毒”害生命的黑作坊
王文雁
打工者即使不住在车间里，住宿条件也很简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几乎天天顿顿是大白菜。白沟那些老板很清楚，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太好找，所以常常到河南的村子里亲自去做工作，把那里的年轻人整车整车接到白沟。一旦来了，又想方设法留住他们，于是就有了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到年底才发，如果你干不满一年，连一个月的工资也拿不到。其实这个规定，老板在招工时就已经说明，但那些孩子的家长还是默认了这种严重不合理的规定。节目中提到的吕继香早就发现自己流鼻血，可为了干满一年，还是一忍再忍，最后延误了治疗，失去了生命。
在靠近白沟镇的几个乡镇，整个村子里，家家都是这样的黑作坊，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白沟市场的发展有这些黑作坊的功劳，但牺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节目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来就是这里的一户户普通的居民，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做了生意就一定惟利是图，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也就不觉得这样做是恶了？
在许昌市，已经知道有六名在白沟打工的孩子死了，除一家没有地址很难寻找外，我们走访了剩余的五家。每到一家都是哭声连片，声讨声连片，但是在这五家中，没有一家因为此事找过白沟的任何管理部门，只有两家人事后到白沟找过子女生前打工的工厂，找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说法，而是为了要点钱。田丽园家想要三千元，老板给了两千元，郑伟娜家想要两千元，最后只拿到了一千五百元，而且，两个老板都打了这样的一份条子：×××死亡与本工厂无关，出于同情，借给两千元（一千五百元），可以不还，但今后不再有任何关系。
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也就这样就此了事。后来还是许昌市一位人大代表听说此事，找到了河南省《大河报》的记者，此事才得以披露。不能想象，如果这位人大代表没有听到此事，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郑伟娜是死亡的六个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2001年12月她从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有回家就直接被送到医院，当天下午四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个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的时候，曾想把郑军丽叫回来，但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工资一分没有，还要再拿五千块钱来，交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我们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叫自己的女儿，我们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案，只要节目播出能得到有关部门重视，郑军丽和其他孩子一定会安全脱身的。一问，郑军丽的母亲也说愿意去。于是在我们离开村子之前约定，郑军丽的母亲等两人立即到许昌市买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由我们报销，第二天赶到北京；我们则直奔郑州，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两组人马在北京碰面后再一起去白沟暗访，营救郑军丽。临走时是下午2：00，我一再说，买好票立即打电话跟我联系。
可到了4：00我打电话时，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还没出村子呢。我说你们快去呀，别去晚了没票了。电话那边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还是没出村，再催，又说好好，又过了一个小时，又问，两人仍然没有去买票。我发觉不对头，再往深问，郑军丽的妈妈吱吱唔唔地说：“我们家经济不富裕。我们现在把军丽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资……”说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电话里叫起来：“你们是心疼女儿还是心疼钱？郑伟娜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