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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