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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奴隶人身自由为最大耻辱。在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更加发展和完善，封建地主阶级更是把特权和等级作为划分荣誉高低的标志。毛泽东说，一部《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兴衰荣辱史的缩影。读《红楼梦》要了解“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纲，讲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怎样以其豪华奢侈，横行霸道为荣誉。他还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取消封建特权的同时，仍保持了等级的荣辱观，并把荣誉归结为金钱的多少和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下贱、耻辱的。
不管怎么样，在私有制社会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把个人荣耀、剥削集团的荣耀置于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他们的荣誉，实质是等级制度和个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里，尽管剥削阶级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但依然有劳动人民的荣辱观。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特有的荣辱观。在劳动人民中，那些热爱劳动、技艺高超、勤俭朴实、见义勇为、忠于爱情、为人正直、主持正义的人，是最受尊敬、享有荣誉的；而把那种不劳而获、欺诈勒索、巧取豪夺的行为看作是卑鄙的，把那些沽名钓誉、谄媚取宠、卖身投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一切人类进步的荣辱观的积极因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即马克思主义荣辱观。
可见，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荣辱，有各个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前面已说过，剥削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私有制和更多地占有金钱、特权的基础上，他们总是把荣辱与有无特权和财产等同起来。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对人民、对集体、对祖国、对人类尽义务的基础上，它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什么人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判断荣辱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立志改革，诚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是最光荣的；反之，阻碍改革，腐败倒退，损害人民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丧失国格，就会被认作耻辱。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8＇。
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