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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银丝满头了，却壮实，脸色红润。下身一件武术运动员的灯笼裤，依稀还透露出他还常习几手功夫。
然而，终究老了。他说，我现在不想写了。没有兴趣，封笔了。再好的戏，也不能演一辈子。到了时候就该退下去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的痕迹，明显是老咳嗽，每一次咳毕，跟在他身边的女儿，一个三十岁兼做秘书和护理工作的女人，立即嘁嘁嚓嚓从身边小袋里掏出纸巾递过去擦嘴。
他讲打架和挨打的故事。
也讲他于193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懦》：
号兵们课程完了，玩起足球来。“来，踢球！”一看，竟是一个人的脑袋，特别恶心人……去林子里看，坟被扒开，衣服被扒了出来，还有一个“下士班长”的证章。
“一次，我参加农村的选举，是丢豆子。来了个小媳妇，一屁股就坐在我的长板凳上。她边吃着萝卜，边问我：
‘你们选谁？’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看选孩子爹好。’
后来干部来了，我问这女人的丈夫怎么样，干部说，她丈夫不错，就怕不干。
就是这点东西，我发展成了《李双双》。”
李准（为什么要在淮字下面还加一个“十”，他这次专门讲了加的理由） 谈塑造人物，谈细节，谈白描，谈闲笔。
“一个漆匠给我漆东西，白漆兑了半两黑漆。我不解，可他是御漆匠，在故宫里干过。问他，他才说，兑了黑漆，才不飘。纯白，就会飘起来。”
写小说也一样，人物里也要兑点黑漆，才不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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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同鲁迅先生过从甚密，也受了鲁迅的感染，写过十七本杂文集。他却不谈杂文，先谈起了诗。
“我曾就教于一位诗人。他说，一个诗人一定要看到太阳怎样从云层中出来，花朵怎样带露慢慢开放，产妇怎样经过阵痛生下孩子，老年人怎样慢慢死去，只有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才能写出三行、四行诗来。”
“现在的诗是宣传品。”
“天安门广场的诗，没有一首是我喜欢的，都是宣传品，不是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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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政治与文学。他说，三联书店要为他出杂文集子，从一百多万字中选出了五十万字。他把书都交上去，请三联选。三联的编辑说，你解放前的多保留一点，解放后的少保留一点。
这使他想到，为什么越写越差。
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解放前，我是对一个问题有看法，有想法，全副精力扑上去，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解放后，编辑部来约稿，我当然也想了想，但想得浅，有时他们出的题目也不一定符合我的思想感情。”
“歌颂与批判是一个艺术金币的两面。”
这是当时文学界讨论得很热火的问题。
说这话的是骆宾基。骆宾基病重，下肢瘫痪，是抬到我们八楼的教室里来的。他的眼皮耷拉着，盖住了眼球，使眼睛骤然变小。他用手举着一本书，把微睁的眼睛贴在书页上，念着一段话。
他谈鲁迅给他写信，谈茅盾怎样介绍他出版了第一个长篇。
还讲了什么呢？然而，我只记住了这枚“艺术金币”。
单单瘦瘦的秦兆阳用又轻又细的声音来讲课。他把《大墙下的红玉兰》《代价》《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篇篇作品拆开来，给我们看。
像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节目，怎样利用原料，如何精心去做一道菜，或者做一件衣。
这就是那个“何直”，在现实主义深化命题上栽过大跟头的。
这就是那本厚厚的《在田野上》的作者。
这位三八年的老革命，在“文革”的监狱里，是交给一个岛那边派遣的潜水特务来管束的。
有人说，老年人总喜欢伸出他的双手向好玩的年轻人乞讨时间。
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叶君健讲课，像小跑似的，语句畅快、匆忙。他把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讲台上，臂、胳膊、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稳稳地搁着。
他用流动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看待读者。
“《诗经》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后来到新诗，就是不断顺应社会的进步。说书，在茶馆里说，群众欢迎，那是一种落后的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样式。”
“狄更斯，还有《巴黎圣母院》等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狄更斯的作品，当时出书像报纸一样，一张一张印出来，每星期一张，刚好够晚饭后读。”
“这些作品，外国已很少有人看了，我们还很喜欢，说明我们的生活、文化水平还停留在人家后面。比较现代的，我们就欣赏不了……”
叶老一辈子用中文写作，又用外文写作，还翻译了外国那么多作品，相信他总会是匆忙的，总会觉得时间不够。如果可能，他一定会站立街头向闲逛的人们去乞讨光阴。
艾青因患有眼疾，他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
我们如约来到城南的北纬宾馆。早先的小四合院尚未收回，他暂且住在这里。两间不大的房子。里间刚好放下两张床。外间办公兼会客。两张写字台对称地各放在一个屋角。在写字台之间是长沙发和茶几。在长沙发对面有著名雕塑家张德蒂女士为艾青同志塑的石膏像。
这位在小学课本上就接触过的著名诗坛泰斗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怀着敬仰望着他。健壮的身躯，毛直笔直的，仿佛从没弯曲过。饱满的脸，高高的前额，显得十分富态。此次他是从荒野里回来，他显得老了。他的举手投足，有些缓慢，甚至带几分笨滞。活跃的是他的思想、诗情，幽默风趣、高屋建瓴的谈话。
艾青同志给我们谈诗，谈刊物、编辑，谈诗与少女，与恋爱。
风韵犹存的高瑛同志也不甘寂寞。她说，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中的高峰、顶点。三四十年代，艾青同志办了个诗刊，叫《顶点》，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文学中最高形式的意思。
但是，诗，却正在处于危机之中。艾青同志说，一次我和蹇先艾去书店，想买本《艾青诗选》，营业员说，你这么老了，还买爱情诗选？蹇先艾同志开玩笑地对艾青说，艾青，爱情，你的名字取得好。艾青苦笑着：名字取得好，有什么用，诗还是销不出去。
……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告别了艾青夫妇。迎着十二月的塞外寒风，艾青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宾馆大门外。
虽然有风，但屋外的阳光分外的明丽。
……还有沈从文，还有丁玲，还有邹荻帆，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师，我将在另外的文章里说起他们。
在不可多得的两个学期中，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还聆听了当时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以及周扬同志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后来又传达了耀邦同志关于他那个报告的说明。听了唐因的课，还去新街口电影院看了只在内部放映的与《苦恋》有关的电影《太阳和人》。
老作家玛拉泌夫对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报告对我们一生都是有用的。
从一个早春到另一个早春，一堂堂课，是一个个港湾。老师们是领航。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展示着文学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展示着西欧、俄苏、美国、日本、印度的文学；也展示着文学的理论和文学的创作。
他们一个个热情洋溢，一个个谈笑风生。都刚从凛冽中复苏，心里充满着青春的希望。心里那汪活泼的春水，一涌出，就自由欢快地流淌起来。
你、我、他，学员、老师，大家其乐也融融，其情也依依。
这个80年代初的早春，是永远难忘的季节。
自那以后，一晃二十多年。时过境迁，烟雨蒙蒙。有的老先生已经作古；有的虽还存留人世，但也已垂垂老矣……
我是永远也寻觅不到那样的课堂了。
那些花儿
纪 尘
“那儿暗无天日，眼睛是多余的。我挖出它们，当作漂亮珠子送给你。帮我找个盒子装起来，给我们的孩子看。”
——上田风子《那些女孩子》
J，来，我们做个游戏，J，来，在这些白昼越来越长的日子，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