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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 第一次去青岛
第一次去青岛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青岛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时期。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队，集中在一起劳动，虽然穷，但的确很欢乐。其中一个女的，名字叫做方兰花的，其夫在青岛当兵，开小吉普的，据说是海军的陆战队，穿灰色的军装，很是神气。青岛离我们家不远，这个当兵的经常开着小吉普回来，把方兰花拉去住。方兰花回来，与我们一起干活时，就把她在青岛见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东西说给我们听。什么栈桥啦，鲁迅公园啦，海水浴场啦，动物园啦，水族馆啦……什么油焖大虾啦，红烧里脊啦，雪白的馒头随便吃啦……通过她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我没去过青岛，但已经对青岛的风景和饮食很熟悉了，闭上眼睛，那些风景仿佛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方兰花除了说青岛的风景和饮食，还说青岛人的〃流氓〃。她说——起初是压低了嗓门，轻悄悄地：〃那些青岛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后就突然地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似的喊，〃他们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亲啊……〃这样的事情比风景和饮食更能引起我们这些小青年的兴趣，所以在方兰花的腚后总是追随着一帮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着：〃嫂子，嫂子，再说说那些事吧……再说说嘛……〃她低头看看我们，说：〃瞧瞧，都像磅一样了，还敢说给你们听？〃
生产队里有一个早些年去青岛贩卖过虾酱和鹦鹉的人，姓张名生，左眼里有颗宝石花，歪脖子，有点历史问题，整日闷着不吭气。看方兰花昂扬，气不忿儿，终于憋不住，说：〃方兰花，你天天吹青岛，但你是坐着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过火车去青岛吗？你知道从高密坐火车去青岛要经过哪些车站吗？〃方兰花直着眼答不上来。于是张生就得意地歪着脑袋，如数家珍地把从高密到青岛的站名一一地报了出来。他坐的肯定是慢车，因为站名达几十个之多。我现在只记得出了高密是姚哥庄，过了姚哥庄是芝兰庄，过了芝兰庄是胶西，过了胶西是胶县，过了胶县是兰村，然后是城阳、四方什么的，最后一站是老站。但在当时，我也像那张生一样，可以把从青岛到高密沿途经过的车站，一个磕巴都不打地背下来，而且也像张生那样，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岛之前，我已经在想象中多少次坐着火车，按照张生报告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岛，然后按照方兰花描画出来的观光路线，把青岛的好山好水逛了无数遍，而且也梦想着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梦想着坐火车、逛风景是美好的，但梦想着吃好东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难过的。嘴里全是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梦想着看看那些风流人物在海边上恋爱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节过后，我背着二十斤绿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儿子去青岛坐船上海时，感觉到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仿佛是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但一到青岛我就彻底地迷失了方向。从我舅舅家那两间坐落在广州路口、紧靠着一家木材厂的低矮破旧的小板房里钻出来上了一次厕所，竟然就找不到了回去的道路。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间转来转去，从中午一直转到黄昏，几次绝望地想哭，汗水把棉袄都溻透了。终于，我在木头垛后听到了大哥说话的声音，一转弯，发现舅舅的家门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乡，在劳动的间隙里，乡亲们问起我对青岛的印象时，我感慨万端地说：〃青岛的木头真多啊，青岛人大都住在木头堆里。〃
第02节 从照相说起
这是我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时间大约在1962年春天，读者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袄，下穿单裤，头顶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胸前闪闪发光的，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裤腿一长一短，不是裤子的问题，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照片也就不必发表。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早四个月出生。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走了。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课间休息时，就听到有同学喊叫：照相的来了！大家就一窝蜂地蹿出教室，看到教室的山墙上挂着一块绘着风景的布，布前支起了一架照相机，机器上蒙着一块红表黑里的布。那个从县里下来的照相师傅，穿着一身蓝衣裳，下巴青白，眼睛乌黑，面孔严肃，抽着烟卷，站在机器旁，冷漠地等待着。先是那个教我们唱歌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攥着一卷白纸照了一张，然后是校长的老婆与校长的女儿合照了一张。照相时，师傅将脑袋钻到布罩里，从里边发出许多瓮声瓮气的神秘指令，然后他就高高地举起一只手，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高呼一声：往这里看，别眨眼，笑一笑！好！橡胶球儿咕唧一声，照相完毕。真是神奇极了，真是好看极了！我们围绕着照相师傅，都看迷了。在无人照相的空间，与我们同样围着看热闹的老师们，相互撺掇着，张老师让李老师照，李老师让王老师照，都想照，看样子也是怕花钱。教算术的杜老师把教语文的周老师推到机器前，对照相师傅说：给我们这个老师照一张，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美男子！周老师捂着脸逃到一边，骂道：杜平你个杂种，你不是上庙，你是来糟蹋神仙！周老师脸上有一块巴掌大的黑痣，奇丑。杜平老师说：不要紧，照不上你的痣，不信你问问师傅。师傅笑笑，说：麻子照不上，但这痣……也许照不上，要不试一试？周老师说：不试不试！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说：我要照相。围观的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很惊讶。照相师傅问：小同学，你家大人知道吗？堂姐说：俺娘让我来照的。马上有人在旁边说：她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每月一次发工资呢！于是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那天我堂姐穿得很板正，读者朋友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别忘了那是1961年，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穿不上一件囫囵衣裳，能穿得像我堂姐那样的，已经是凤凰毛了。
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蹿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照相师傅的头从黑红布里钻出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我，没人说话。我骄傲地对照相师傅说：我们是一家的！照相师傅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小怪物跟这样一个小姑娘会是一家的，就转回头去看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错，他们是一家的。我堂姐也没提出反对，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照相师傅的头在黑红布里说：往前看，笑一笑，好！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胶球儿，咕唧一声，好了！
过了好久，我把照相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时，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围着一张桌子，吸溜吸溜地喝着菜汤，就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在喊叫我的大号：管谟业！管谟业！家里人都看着我，他们听到有人喊我的大号，肯定都觉得怪怪的。我扔下饭碗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她将一个白纸包递给我，说：你们的照片出来了。我拿着照片跑回家，竟然忘了请老师到家里坐坐，也忘记了说声谢谢。就在饭桌上把纸包剥开，显出了三张照片和一张底版。照片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我看到婶婶的嘴巴撇着，显然是很不满意。母亲叹息一声，说：看你这副邋遢样子，照得什么相？把你姐姐都带赖丑了。婶婶瞅了我一眼，扔下饭碗，回屋去了。
那时我们还没有分家，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亲。爷爷奶奶有点偏心眼，喜欢我的婶婶，我母亲干活最多，但在二老那里却不吃香。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我从小就感觉到爷爷和奶奶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我。尽管有时奶奶也虚伪地表白两句：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咬咬哪个哪个痛！但我想我顶多算个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