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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语。《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辨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马非马。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几十年前，在大陆的南部边境，发生过一次战争，我看过一个送敢死队上前线的录像，敢死队员们穿着迷彩服，全副武装，个个神色肃穆，远处的小山上枪声不断，硝烟滚滚，这时候，一个军政委，走到队伍前，左手拿着一张稿纸，右手端着一杯酒，念着慷慨激昂的。我心里想，一个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在这样的关头，三分钟的讲话，还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样混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无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辨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说话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真正的演说，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第30节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学的漫谈·摇·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当时，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众的瞩。一个年轻人，只要能写出一篇有点新意或者是触及了社会敏感问题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人物，并由此获得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作家称。这个时期，也是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一个80年代后成名的中国作家敢肯定地说他的创作没有受到外国文学的影。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禁锢的社会里，对西方世界的作家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进入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国门打开，大量的西方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轰动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在中国再次引起轰动，强烈地震撼着作家们的心。在那几年里，中国作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勤奋地创作着，不自觉地摹仿着，使中国的小说开始摆脱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咒语般的口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灵的和创作的自。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涌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作家的最新作品也开始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关。与此同时，很多走红的作家也开始频繁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与西方的交。但这时的西方汉学界看待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眼光，还没有完全地摆脱政治的视。他们总是想从中国作家身上和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而且总是能够有所发。这个时期被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作品，都带着明显的为政治的或者反政治的痕。而这个时期频繁地获得出国机会的作家，也大都是体制内的宠。他们一重身份是作家，一重身份是文化官。这些人出国后，对西方充满了戒意甚至是敌意，很少能用纯然的文学的立场，与西方的作家和普通的文学读者进行交。这个时期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真正读者，大多局限在汉学界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圈子里，并没有被普通读者注。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尴尬的境况有了改。首先是许多有眼光的汉学家，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比较纯粹的文学眼光来搜索中国新时期文学里的佳作，汉学家与作家的合作也逐渐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变成为了民间的、友谊的、文学的行。这种改变，使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与此同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也开始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西方的图书市场，不再依靠非文学的因素、而是依靠着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被西方读者选。
我的作品，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注意，但我的书在西方成为商品，却是90年代初期的。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出访的国家是德。当时，柏林墙还冷漠地耸立着将美丽的柏林一分为二，前苏联的士兵还像雕塑一样站立在德国的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大门前，让我的心灵受到沉重的压抑和震。那次中国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作家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中国作协的领导。邀请我们访德的是一个德国的老太太，代表团的名单是邀请方和中国作协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获得出国访问的机会的，但因为这次邀请的民间性质，中国作协不得不做出让。因为在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系统里，直到现在，出国还被看成是一种待遇或是奖赏，只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
那次在德国，有关文学的活动其实很少，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观光旅。德国很有几个令我心仪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里德·伦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见到这些作家。一是西方的作家对中国作家不会感兴趣，二是我们的确也没有写出像《铁皮鼓》、《德语课》这样的伟大作品，从而获得与他们对话的资。尽管我没有见到这两位伟大作家，但到达了他们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们小说中所描写过的环境，一种亲切的感觉还是油然而。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
进入90年代之后，出国已经不再是文坛贵族的专利，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偶尔也能听到某个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译本在国外获得了这样那样奖项的消息，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与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微乎其。
90年代末，我频繁出国，去促销自己的书，去参加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