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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 吴言-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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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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