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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咽喉之地。
邓小平一行将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笃下一幢朱氏民房里。邓小平有时住在笃下，有时住在二里路外的芙蓉寨。中心县委除邓小平任书记外，由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醒中任宣传部长，张谨瑜任妇女部长。
邓小平率领中心县委一班人，大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迅速发展地方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会、寻、安地处边陲，没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武装，是很难立足和巩固三县红色政权的。邓小平一上任，就首先狠抓地方武装建设，仅7、8、9三个月内，三县地方武装就由三四百人发展到13568人。其中，会昌游击队390人，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寻乌赤卫队721人，模范营1239人，模范少队635人；安远赤卫军2267人，模范少队520人，工人赤卫军35人，游击队262人。在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邓小平和中心县委还率领地方武装攻击三县靖卫团匪、地主土围数十次，毙敌1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350余枝。1931年冬，邓小平、罗屏汉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三师，攻打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武装大部，恢复和建立了当地的革命政权，打通了会昌与武北的联系。
——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党是苏维埃运动的旗手。邓小平针对过去三县“拉夫式的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党内充满老年暮气”的倾向，注重“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改变党员的成分，在此基础上整顿、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从6月到同年底，会昌党员发展到2500多名，乡党支部82个，区委13个；寻乌县党员2000多名，乡党支部45个，区委7个；安远县党员1400多名，乡党支部16个，区委5个。三县党员共6000余人，乡党支部143个，区委25个。在党的生活方面，以《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训练党员，取得“相当的成绩”，尤其是“相当的发展了党内思想斗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作风方面，纠正了过去“党包办苏维埃的现象”，开始注意“建立正确的的党团作用的领导”。这些，都是当年会昌中心县委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记载的。
——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据当年《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称，自邓小平主持会、寻、安三县工作后，“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在分田过程中，曾出现“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中农贫农身上去”的现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都及时地进行教育与防范，使三县的土地革命得以深入、健康地开展，大都在1932年底顺利完成。
——狠抓工农业生产。邓小平与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牛站、犁牛合作社，帮助农民调剂耕牛余缺，动员广大妇女下田参加农业劳动，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积肥换种，1933年三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同时还组织各县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刨烟、造纸、制糖、染布、造农具、烧砖瓦、烧石灰等；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枝，制造子弹土炮，供应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大力支援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钨砂公司在会昌的铁山垅和安远的仁凤山开办的钨矿生产，要求这两县的党政组织要像支援前方打仗一样，支援国家矿山建设，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扩红优属，推销公债。在扩红突击运动中，邓小平坚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参军，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行为。为此，会、寻、安三县的工会、妇女、少共等群众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游艺团、“提灯”大会等，动员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年7—12月就扩大红军784人。邓小平还亲自带领县委干部走访红军家属，帮助红属解决劳力、耕牛等实际困难，发展生产。会、寻、安三县还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掀起推销革命战争公债的热潮，并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第一、二期共推销20万元，仅会昌县就超额8000元。在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后，三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活动，自愿无偿支援革命战争。
——健全群众组织，实行赤色戒严。邓小平对边区三县的群众团体工作颇为重视，“改进和健全”了工会组织，指导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重新整理”了反帝拥苏同盟；发动妇女“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组织赤少队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仅会昌一县就有39个步哨，49个查路票站。
——推行干部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据刘质彬《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一些情况》所言，“邓小平亲自带领县委干部到桥东劳动，大家唱着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各做半天工……”由于邓小平的倡导，三县苏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体察民情，蔚然成风。
——重视文化建设工作。1932年8月间，会、寻、安三县共办起73所列宁小学，苏区儿童入学率达90％；三县各区、乡还设立了俱乐部、剧社、演出队，经常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总之，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邓小平在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任上，以勇于开拓的胆略，求真务实的姿态，雷厉风行的作风，卓尔不凡的才能，做出了显著的政绩，赢得了会、寻、安三县苏区人民的信赖和拥戴。
邓小平在会、寻、安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红都”瑞金的样子和毛泽东的教诲去做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与会、寻、安，结下了不解之缘。
福兮，祸兮，都在这块红土地上萌生……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0节 毛泽东赋闲汀州卧龙山
自古雄才多磨难。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疾风知劲草”，他们是如何面对厄运和困境，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赋闲汀州卧龙山
正当邓小平在会、寻、安深入拓展红色区域的时候，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失去军权，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靠边了。
历史，铸就了一个大错误！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榜山翁祠召开扩大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根据“左”倾中央的指令，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所谓“右倾”错误，并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之职，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会上，后方中央局几个同志声嘶力竭，劲头很大。周恩来据理抗争，顶风而为。他不仅替毛泽东解释、辩护，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而且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由于“左”倾错误的盛行，这时的毛泽东尚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方案，但最后又以批准毛泽东暂请病假为由，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必要时到前方。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又被解除军权了！
他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他习惯的军旅生涯……
战争年代，失去了军权，就失去了实际领导权，就没有说话的分量，这是谁都清楚不过的。真难为周恩来了，他在毛泽东被解除军权的通令发出的第三天，在战役计划上还署了毛泽东的名字，还特意注明了一行字：“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周恩来真是用心良苦啊！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特意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探望道别。周恩来安慰道：
“润之，要顾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