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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决议指责邓小平“始终不肯诚恳地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竭力“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等等。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做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冷峻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向“拘留室”走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便恼怒地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置。是年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落难了。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派”头子，落难宁都。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
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
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4节 苏区党内健康力量的鼎力相助
邓小平真是吉人天相。
宁都落难后，邓小平处境维艰，却得到党内健康力量的保护和帮助。
当时关照过邓小平的有：王稼祥、李富春、蔡畅、贺昌、罗荣桓、陈毅、曾山、危秀英、胡嘉宾等。他们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伸出了真诚的友谊之手。
一是政治上的关心。
“寻乌失守”后不久，中央局“左”倾领导人就在《斗争》上抛出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向邓小平发难。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看到来头不小，灾祸将至，为保护邓小平并应付中央局，就与蔡畅（时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曾山（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商议，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长。随后，为避风头，李富春又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巡视和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得到省委的肯定。
未料，省委此举引起博古等人的不满。当邓小平从万、公、永苏区回到宁都省委驻地时，便被博古传话叫到瑞金，名义上是让邓小平向中央局汇报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是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批判，胁迫邓小平就范，为策划已定、即将召开的批判邓小平的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搜集“炮弹”。
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中央局的斗争视线从会、寻、安转向江西省委，在《斗争》上连续发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重炮文章，大兴讨伐之师，一棒打邓小平，一棒打李富春！中央局的斗争策略是：明斗邓小平，暗批李富春。当时谁都知道，批江西省委，就是批李富春。在博古等人的“左”倾高压下，李富春感到非常困惑、为难、焦虑。他自身都难保了，又怎能继续保护危难中的邓小平？
李富春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党内资深领导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四年，属留俄派，与博古、洛甫很熟，能说上话，时任中央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人公道、正派，敢说、敢顶，在苏区党与红军中是传为美谈、为人公认的。
一天，王稼祥从李富春的工作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劳动的事。他听后，忧心忡忡。他是了解邓小平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学业优秀，回国后在冯玉祥部队做过党的工作，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担任过红七军的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在中央苏区又是三县中心县委书记。这么一个重要干部、人中之杰，怎么能因为寻乌一时失守和某些政治上、工作上的歧见，就一棍子打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几天后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
“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同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作战去了，留下一个空缺，工作要有人抓，我想把邓小平调来担任总政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如何？”
贺昌、罗荣桓听后，沉吟片刻，一致表示：
“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好了，总政领导人认可了，下一步得请示临时中央同意才行。
于是，王稼祥向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荐举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并简单陈述了一些理由。未料，中央领导人拒不同意，说：
“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既不作深刻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听后，很不高兴，反驳道：
“我看，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不妥当。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对的嘛！这不是反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要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
尽管王稼祥据理力争，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同意，王稼祥气得把电话一甩，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些时日，王稼祥又给中央领导人博古打电话催办此事。博古等人因碍于王稼祥的面子，考虑到邓小平确实很有才干，便与罗迈（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商议，同意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曾在王稼祥身边工作的唐继章回忆此事说：“在瑞金，稼祥同志边养伤、边工作。他对王明路线排挤邓小平同志很有意见，曾亲自打电话给博古，建议让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二是生活上的照顾。
江西老同志危秀英曾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邓小平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多么辛酸的回忆，多么质朴的友情！
三是精神上的慰藉。
邓小平下放到乐安南村当巡视员时，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热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