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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卓琳结婚后不几天，就双双回到了太行山。
卓琳到太行山后，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马不停蹄，赶回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村。
一到师部，邓小平就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面积极地传达和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一面准备迎接日伪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抗战进入1940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险恶、复杂。在刘、邓指挥下，一二九师先后进行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11万正规武装、71个县和近800万人口的广阔地域。
从1940年8月开始，一二九师参加了由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是年9月，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至一二九师师部，在秘书科工作。于是，邓小平有个前线战地之家了。
12月初，一二九师师部移至山西境内太行山涉县赤岸村。从此，赤岸——这个位于太行山峰峦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成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成了刘、邓立马太行的统帅部驻地。
1941年5月以后，党中央开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2节 “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党的事业更好地前进。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他提出：对党的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包括邓小平等人被“无情打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逐个、具体地说道：
对萧劲光（曾被诬为军队中“罗明路线”的代表——引者注）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
对邓小平等人的打击“亦应取消”；
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
“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
对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的处罚“皆不妥当”；
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
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
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如阵阵春风、沁人心脾。邓小平、萧劲光等听了，欣然放下了包袱；博古、罗迈等听了，像吃了定心丸。
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全党整风前的一次重要准备会议），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党的路线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
王稼祥认为，党内出现路线错误的根源在教条主义。他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会上没有承认错误。他把错误推到了博古身上。
看来，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并非易事。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等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毛泽东说：当时“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高超之处！
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又颇动感情地说：
“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望邓要为党争气。”
此话表明，毛泽东对中央区反“邓、毛、谢、古”一事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的。
无独有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也感慨万千，作诗一首。诗云：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此诗读来情真意切，风雅动人。
毛泽东的话，林伯渠的诗，想来邓小平是闻之读之的。然而，他从不形露于色。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3节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邓小平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着实为党争了气：政绩卓著，战功赫赫！
有史为证：
邓小平立马太行，治军有方。
作为一二九师的政委，邓小平治军从来就是很严格的。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有一次，邓政委的马夫在山西阳城县城纵马赶路，不慎撞倒了一位老大娘，满街百姓议论纷纷。邓小平知道后，大动肝火，严厉批评了自己的马夫，把他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并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元钱，让人送去给老大娘作医药费。
在辽县西河头时，有一个老战士奸污一个妇女，政治部军法处决定将这个战士予以处决。当地群众知悉后，就派出代表到部队向邓政委求情，邓政委表示说，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决不能手软，非处决不可，而且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整顿全师的群众纪律。
在反“扫荡”时，部队出现断粮情况，邓政委就和战士们一道挖野菜、拔灰菜充饥，熬过了七个昼夜。一位新战士不忍心看到政委挨饿，设法弄来一个玉米，邓小平知道这是群众的玉米种子，立即叫这个战士送了回去。
在抗日烽火中，邓小平利用一切机会，亲自抓干部的培训，在赤岸的下温村等地创办了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以及供给、卫生、通讯等各种训练班，而且还亲自讲课，纵论形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时，邓小平领导太行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拿枪，抗击日寇，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一面开展敌后斗争，一面开展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自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奖勤罚懒”的制度，对有突出贡献的给重奖。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一百元到二百元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其劳动所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工作做好。”不久，《新华日报》（太行版）刊载了邓小平的讲话摘要，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二百元到三百元”。在抗战困难时期，太行山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