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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到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而且，毛泽东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视线，转向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还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显然，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具体所指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王稼祥、李富春、李维汉等。这些领导人都是在不同场合被点名或暗指的，是“十几个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书记处书记”当然指的是邓小平，这是谁都知道的。
让我们从头说起。
毛泽东最早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56年12月修改中央政治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不过，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一概念，是完全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的，与国内没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最早或者说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在1962年8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当邓子恢检讨“包产到户”主张时，他对罗瑞卿发言的插话中讲的。他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在讲阶级、形势、矛盾时，曾说道：“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在这里，毛泽东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动辄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错误地认为，你持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就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使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党内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63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刘少奇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时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看法，随后同大家一起进餐，毛泽东在举杯祝酒时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同月，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说：“……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即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都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事业。
同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比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同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时，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同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十三陵水库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并且提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五条措施。不久，这五条内容被写进《九评》。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中国一定要出修正主义？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同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直接点了刘少奇、邓小平，气冲冲地指着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搞不来。”毛泽东又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毛泽东的这一席话，说得很重，很难听，既将了刘少奇，又敲了邓小平，可见毛泽东与刘、邓已有了较深的隔阂。
从1964年12月中旬到196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当面、公开的意见冲突。
分歧和冲突，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矛盾的性质和定位的不同认识上。在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中，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矛盾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的。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这种提法，认为：既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毛、刘双方发生争执，气氛甚为紧张。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一开始就说：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
“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从1970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很清楚了。
斯诺问：“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答：“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5年10月间，毛泽东开始提出：“要准备造反”，付诸行动，造修正主义的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