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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整顿。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在全国整顿的浪潮中，经政治局批准，一批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海霞》等文艺作品公开放映、出台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也复刊了，一批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优秀作品《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频频出现在银幕舞台上，从而有力地打破了“八个样板戏”独占舞台的僵化局面。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论调，大声疾呼：“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有知识的就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打倒的人。”周荣鑫在北京等四省、市的讲话，在教育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随后，周荣鑫主持起草了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却遭到迟群一伙的阻挠和迫害。
党的整顿。邓小平在1975年9至10月间多次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在全面整顿中，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10月4日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有了较大程度的克服，党的领导有所恢复和加强，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各条战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机，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迅速回升。全党和全国人民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看到了出路，看到了希望。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们党后来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的一次精彩的预演，一次可贵的探索，一次大胆的尝试。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他又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5节 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当着“四人帮”的面，指着邓说：
“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114天的休养，启程东进，前往南昌。毛泽东没有想到，此次离开长沙，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诀别！
2月3日至5日，毛泽东在南昌呆了三天。随后直奔杭州，在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一边休养，一边检查、诊断病情。他的右眼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东西了。4月5日闻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4月14日，容颜苍老的毛泽东回到北京。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已经九个多月没同政治局委员见面了。他首先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然后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等人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王明教条主义“打着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这时，毛泽东又提起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可见，“邓、毛、谢、古”之事在毛泽东脑海里印象之深，真是时常念及！
随后，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还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解决”的含义，不甚清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展开批评。
邓小平针对江青一伙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三个问题，迎击“四人帮”，当面质问说，主席提出三个问题，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 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邓小平还义正辞严地指出：“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可是，你们连问题的“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邓小平甚至还拍着桌子严厉斥责江青一伙的诬蔑，强调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于团结，就会分裂党。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也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在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压力下，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张春桥表示“沉默”。邓小平在会上说：“讲多少算多少，要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6月初，江青暂时收起骄横的姿态，到邓小平家中谈话。邓小平后来说：“江青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