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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果真如此。
1975年8月前后，毛泽东因患眼疾，手术后不能看书，就请了一位研究《水浒》的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卢荻给他读《水浒》。8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水浒》发表了一些评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关于《水浒》的评论，是一种文学评论性质的议论。虽然评论中讲了“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之类的话，但并没有比附现实政治，具体针对什么人。
可是，“四人帮”的刀笔吏、文痞姚文元，得知毛泽东的这份评论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的这段话，别有用心地把小说《水浒》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操起了他“金棍”的本事，大做文章。为了发挥《水浒》“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其实毛泽东根本没提出什么“任务”——引者注），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 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毛泽东阅看姚文元的这封信后，作了“同意”的批示。
于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中国大地上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拉开序幕了。
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两家中央的党刊、党报，明确地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路线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文章一下子把评《水浒》同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硬扯在一起，矛头显然是直指主持上半年整顿工作的邓小平的。
这时，在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批评、作了书面检查后沉寂一时的江青，突然活跃起来，她借评《水浒》之机，捏造中央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
8月下旬，江青召集“四人帮”在文化部的爪牙于会泳等人开会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窜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说：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
9月17日，江青召集在大寨开会的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
江青讲了《水浒》后，又说：“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邓小平和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她的两次批评、帮助，说成是对她的“围攻”和“迫害”。
江青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借评《水浒》之机，大批宋江“架空晁盖”，公开宣扬中央政治局内“有人架空主席”，其险恶用心是十分露骨的。
于是，从9月份开始，评一本历史小说居然也成了一场运动，成了“我国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在“四人帮”的鼓噪下，闹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实际上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8节 康生进谗，奏了邓小平一本
1975年九十月间，康生也不甘寂寞，闻风而动，拖着病躯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大进谗言。
康生时年77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十大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早年是王明的副手，思想一贯很“左”，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动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案错案，党内口碑很坏。他极力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扶摇直上。他同江青一样，都是残害开国元勋和老帅贤达的迫害狂，心狠手毒，害人成癖。
康生又是一个诡计多端、老谋深算的反革命两面派。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全看政治气候行事，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不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打入地狱。他与江青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勾心斗角的一面。这一点，人们从康生曾做了一桩异乎寻常的伪装揭发江青历史问题之事中可以知晓。
1975年春夏之交，康生看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江青和“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特别是江青要美国路易斯女士给她写了一本《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震怒，康生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替自己留条后路，就约见了两位可以“通天”的外交部的女青年，讲了一件极为机密的事，要她们转告毛泽东。康生说：
“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是清楚的。在“四人帮”日渐失势的时候，他来了这么一手，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似乎已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没落命运：陈伯达垮了，王、关、戚完蛋了，“四人帮”又失宠了，自己沉疴在身，已成风中残烛。于是，铤而走险，密告主席，但他自己又不出面，叫两个女青年去说，以免江青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自己也可懒个干净，栽赃给别人。康生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小人。
1975年九十月份，形势又有了变化。康生这个奸佞之徒，怀着对邓小平在上半年“全面整顿”的刻骨仇恨，听到一些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消息，又鼓起勇气，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奏了邓小平一本。
康生见到毛泽东后，问道：“主席最近身体怎样？”
毛泽东回答说：“不好。你怎么样？”
“我下部长了个瘤子，老出血。机器老了，快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