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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收到的父王的那封信，可以视为人文主义教育学的蓝本。从十六章开始，一个名叫巴汝奇的市民参与了庞大固埃的游历，两人毕生相伴，形影不离，真象福斯塔夫之于威尔士亲王的情形 （莎剧《享利第四》）。
第一部的结构又在第二部里重现了：狄梭德人（“贪婪者”）向卡冈都亚治下的王国发起进攻，庞大固埃携友返回故里，击败敌人。第二部便在入侵者的逃遁声中结束。
第三部却离开王者的家谱，讲述了巴汝奇的经历。这个喜欢恶作剧、爱喝酒、游手好闲的人竟不知道自己应否结婚，他先后向女巫、诗人、术士、医生、神学家、法官、疯子请教，可是一无所得。巴汝奇就和庞大固埃一起出发，寻访“神瓶”，征询神示。
第四部自然过度到了他们寻访“神瓶”的经历，正是在这游历中，拉伯雷尽情发挥了讽刺的才能。这种讽刺风格延续到了第五部。这是对整个罗马教会体系的讥讽，顺带地也把巴黎大学挖苦了一番。在这畅快的讥讽旅程之后，他们到了郎黛纳洼，找着神瓶。神瓶的谶语只有一个词：“喝！”
这个“喝！”是个谜面，尽管它看起来象是本书的最终结论。它是不是乐观主义的回声？或者，欲望的满足？抑或，及时享乐？怀疑主义？等等。小说家法朗士认为这句谶语的解读应是：“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
我们记得卡冈都亚降生之时喊出的那个“要喝！要喝！”拉伯雷经常使用“喝”这个词，他甚至说这部著作是喝酒后灵感降临的结果，所以它的“酒味大于油味”（油味喻指油灯）。他的语言本身也象一场筵席。那么，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及其友巴汝奇历经千难万险寻找到的神谕，早在卡冈都亚最初的喊声中就已显现了。庞大固埃与巴汝奇的游历是对父王的口谕的证实吗？勿宁说是一种肯定，并且带有神示的色彩。这是生命的欲求，生命的渴望，也是生命的命令。尽情喝吗！只要能使生命陶醉，那就尽着胃口喝吧！不用问喝的究竟是什么，正如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为所欲为。”所以神谕“喝！”是个不带宾语的动词。这声“喝！”显示出了一种欲望的精神，一种庞大固埃主义，它和教会的禁欲主义针封相对，是对欲望的唤醒以及满足。因而这个形而下的词语，这个最带物质色彩的指令，恰是一种蓬勃的精神的象征。“喝！”这仿佛是酒神的醉语，听惯了中世纪“汝当自制”教会箴言的人们，会从这句沉醉的喊声中感觉到肉体的觉醒以及肉体的狂欢。正象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位哲人尼采所说：酒神式的陶醉更是一种力感，“我是第一个人，为了理解古老而仍然丰盛乃至满溢的希腊本能，而认真对待奇妙的所谓酒神现象：它唯有从力的过剩得到说明…… （醉在本质上）是力量的高涨和充实之感……是一种高度的力感，一种通过事物来反映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也就是拉伯雷的庞大固埃主义所定义的对偶然事物的蔑视产生的愉快。尼采决不是第一个理解希腊本能的哲人，虽然他是现代第一个敲响上帝丧钟——他说：“上帝死了！”——的渎神者。
七、七星诗社
1548年，里昂派诗人西毕雷发表《诗学》，提出一些改革诗坛的温和的意见，在诗坛激起波澜。次年，一篇名叫《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的宣言应声问世。这篇宣言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它所预示的法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当时也许不甚明晰，不过，以后的时代将蒙受它的惠泽，这样说吧，它为法兰西文学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土壤。这篇宣言出自一位默默无闻的诗人的手笔，当然，自那以后，他领受了巨大的荣誉——作为一位诗学家的荣誉，而不单是一位诗人的荣誉（他的诗人荣誉在诗学家的荣誉而显得多么黯淡无光！）。
乔亚金·杜·贝雷 （Joachim du Bellay）1525年出生于里昂附近的利累，一个贵族家庭。杜·贝雷这个姓氏我们在“拉伯雷”一章里经常看到，例如数度出使罗马的约翰·杜·贝雷 （他曾带走拉伯雷，作为罗马之行的私人医生），出任都澜总督的威廉·杜·贝雷。这位名人之后自己早年的身世却很凄凉。父亲早丧，兄弟夭折；此外，他还一度身染重疾，终至双耳失聪。二十岁时，他才离开故土利累。也许故土在这个不幸的青年心里刻下了某种难以忘怀的印象，以后，思乡情绪就象一个影子，紧随他的足迹。他是一个聋人，他对外界的印象均由视觉导入，并在心底洒下投影。可是，这也许是一个误解，因为他很快就显示出对诗韵的特殊禀赋，而诗韵却是听觉的。同年，他进普瓦蒂埃大学学习法律，大约是想施展一下类似他那几个著名的叔叔伯伯的才能。三年以后，他在普瓦度遇见了一位才气横溢，只是眼下尚且默默无声的青年诗人，皮埃尔·德·龙萨 （Pierre de Ronsard），也是一个聋人 （真是巧合！），跟他到了巴黎，进了高克雷学院。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多拉（Dorat），他既是那个不久以后将形成的“小团体”（La Brigade）的灵魂，又是“七星之一”，只是他的诗作与他诗名璀灿的几个弟子相比，显得极为逊色，而且，他的诗作所用语言是他弟子们厌恶的拉丁文。
高克雷学院的生活成了乔亚金一生的转折点，他的文人生涯也是由此开始。他努力研究古典文学，尤偏爱意大利文学。围绕多拉周围，六位致力于待艺的青年——除了上面提到的龙萨以及乔亚金外，还有巴依夫（Baif）、贝洛（Belleau）、若黛尔（Jodelle）以及蒂亚尔（Thyard）。这几位诗名不显的诗人，他们的名字得以流传至今，仍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的意义是深远的——组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初名叫“小团体”，后以团体全体成员人数称为“七星诗社”（La Pléade），足见他们的自负。据说他们缔结诗社的时候，是在一个美好的春日，这几个颇有诗人激情的年轻人忽然觉得一个理想垂临心间：他们都是古典文学的饱读之士，如今，他们自己决定也将成为诗人，成为以法兰西语言写作诗歌的诗人，以此革新法国诗坛。这些因为饱学、血气方刚以及受着集体热情鼓舞的默默无闻的诗人，决心整饬诗坛。这样，那份本章开篇时提到的宣言 （上面印有乔亚金·杜·贝雷的署名，其实它是团体热情的杰作）问世了，成了真正法国文学的预言。
这篇内容并不显得特别新鲜的宣言大概受着一股热情的渲染因而显得令人耳目一新。问题仍是佛罗伦萨诗人 （例如但丁）遇到的那个问题：本族语言（俗语）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语言，或者诗的语言？那时，法国的学界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认为凡是深奥的学问，抽象的思想以及典雅的诗文，都应用拉丁文写成。法语被认为是一种俗语，有侮学者的名声。这篇宣言一反这种传统习惯，提出法语也是一种能够传达深邃思想的语言。当然，《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只是一篇早产的作品，它的理论建构并不完善，没有容纳这个团体的全部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后由另外一些文字——杜·贝雷的《橄榄集》的序言，龙萨的《诗艺概要》的序言以及《弗郎西亚德》的序言——加以补充。
以拉丁文写作的文人遭到宣言激烈的抨击，甚至宣言发表二十五年以后，己经久负诗名的龙萨还说：“舍弃典丽的本国活文字，而向死灰里面发掘上古文字的余烬，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足见他们对“拉丁癖们”的憎恶。他们大力提倡使用法语，并使法语成为一种民族语言。这里有着某种民族精神的萌芽。极为深刻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国家都以提倡本国文字作为向旧时代告别的信号，因为那时拉丁语不仅是一种宗教语言，是一种压抑秩序，而且也是一种通用语言，是一个抽象整体的语言。对拉丁语的排斥，不仅是宗教上的异教精神，而且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革命，就其最深刻的涵义来说，是一场语言革命。
法语能够成为科学的语言，也能成为文学的语言，当然，因其久与俚俗之事相联，而必先有一个丰富的过程。丰富，这指的是借用其它词汇充实法语，包括现代语言，方言，行话，等等。“七星诗社”对于词汇的选择有着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貌似不偏不倚，既少宫廷气息，更无里巷之声。其实，它的精神却是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