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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贪婪，卑鄙，富有天才，——这就是维加留给他的同代人的可恶的印象。尽管宽容的历史因他惠予世人的闪烁的智慧而忽略了他的人品，可是，正如塞万提斯——有趣的是，塞万提斯母亲的一位远亲后来成了维加夫人——的人生经历会以或浓或淡的光线投射在他的作品的苍穹上，维加的众说纷纭的经历也会在他的作品里留下内在的影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维加纯粹只是一个有才华的登徒子。1588年“无敌舰队”抗击英国海军的时候，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维加参加了西班牙海军，在一艘驻屯在国外的兵舰上服役。激情，这才是维加的最真实的内在性，它象某种既珍贵又可怕的东西一样，总使他在任何方面超越常人所守的分寸。过分的激情导致过分的欲望，反之亦然。尽管中年以后的维加一直忏悔自己的沉沦，而肉欲的诱惑，却以更为强劲的声音召唤着他。
这是文艺复兴精神在那些最初感知它的热度的敏感的灵魂里的骚动。人觉醒了，感到自己的能量在体内流溢；就象刚睁开眼睛的婴儿会好奇地注视周围的一景一物似的，这些具有新精神的人也以充满欲望的眼光世界。
这种充溢着创造力的好奇心使维加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形式上都一试锋芒，而且，以他巨大的力赋予这些形式以西班牙似的风格。西班牙人的天性是不怎么喜欢悲剧的，这也许与地中海一带明朗而又色彩绚丽的环境有关，因而古典的悲剧形式在维加的创造力面前，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形式，一种悲剧与喜剧的混合体（tragi－ede），西班牙文中缩写成“edia”。维加的论文 《当代写作喜剧的新技术》里，阐明悲剧与喜剧的混合，是因为自然便是这样。它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遵若法规的古典戏剧规则，显得极为不恭，说要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自己的书房。
自然，这个被人文主义者反复提到的词汇，其实就是“生活”的代名词。维加的戏剧遵循的只是生活的逻辑。
维加的剧本中有一种模式，被评论家称为“斗篷加剑，”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的贵族。维加在他草草写就的那些数量不可思议的剧本中，反复涉及这一主题。因为这一主题同时也是那个变动的时代的一个主题。
维加最成功的作品当推 《羊泉村》，这是这位戏坛快手的一部慢作，大约花了四年时间，描述的是1476年羊泉村的剧民们反抗领主的史实。领主费尔南·戈麦斯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幸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两位青年一见钟情。可当他们举行婚礼之际，领主宰人劫走新娘，声言要绞死弗隆多索。劳伦夏逃回村里，呼吁村民抗暴。全村村民起义，攻占城堡，并杀死了领主。剧末，国王赦免全村村民，将羊泉村收为自己管辖。
这出剧本集中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即对统一的贤明国家政权的向往，这一政权代表的利益也是民众的利益，而封建主则是一个应被消灭的落后因素。
维加在马德里一直享有极高的荣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剧本，以至塞万提斯称之为“自然的奇迹”。可他的晚年却被个人生活的不幸不时地侵袭着：爱子不幸夭亡，爱女与人私奔。1635年8月，维加七十三岁的时候，病逝在马德里，遗骸不知葬于何处。
十、人类精神的悖论：
堂·吉诃德与桑乔·潘萨
1604年8月，维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即将问世的一部小说《堂·吉诃德》，它的作者是一个当时文名不振的残废人，他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但是没有哪一个像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德》。”
要是维加不是出于私心——文人间的嫉妒心——说这番话的话，那么，象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竟发出这样一个断言，显然过于不智。谁会愚蠢到不去称赞《堂·吉诃德》呢？它的作者塞万提斯已成为西班牙的光荣，而在他的荣光之下，维加这位天才的戏剧家的光芒才显得黯淡了些。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于 1547年出生于距马德里不远的海那司。塞万提斯家族曾叫作“塞万托斯”，即“鹿园”的意思，从这个族号里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阔绰。据说塞万提斯的父亲，那位医术平平而又偏爱幻想的罗德里哥游方外科郎中，常常面对中落的家境，长吁短叹。祖上的荣耀已经一去不返，昔日的喧哗门庭如今冷冷清清。到了罗德里哥一代，尽管族人之中也有在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可是对罗德里哥一家来说，并无丝毫帮助。因而，童年以及少年的塞万提斯常处在“举家迁徒”的动荡中，不时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许罗德里哥被某种幻想的力量驱使着，总认为“远处”有着理想中的一切。这种对“远方”的向往不仅成为他的伟大的儿子日后笔下的主题之一，而且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实质的组成部分。直到1566年，罗德里哥一家迁到首都马德里为止，动荡的迁徒生活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这时起，塞万提斯个人的动荡生涯却开始了。当然，在漫游世界前，他还曾有过一段为时极短的求学阶段。他在马德里上过文法学校，并在当时的名学者胡安·洛彼斯·台·奥约斯门下短暂地学习过。他是一个嗜书的孩子，“哪怕是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纸也要拿来读。”
一个偶然的机缘打断了塞万提斯短促的求学生涯并把他送上了另外一种生活，可以说，正是这种饱经沧桑的生涯才使《堂·吉诃德》这部旷世杰作得以问世，而设若塞万提斯一生只有前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涯，那他顶多不过是一个能够写出几本十四行诗的风雅文人罢了。1569年末，塞万提斯已经二十二岁，罗马教皇派遣一名特使、年轻的贵族胡里奥·阿括维瓦去西班牙，向堂·卡洛斯王子的新丧致哀。这位风雅的贵族在西班牙驻留期间耳闻塞万提斯的诗名，加上他的老师的举荐，这样，塞万提斯成了阿括维瓦这位罗马贵族的侍从，一起来到罗马。
而塞万提斯的罗马之行，正是他书剑生涯的开始。
红衣主教阿括维瓦自命为“艺术保护人”，这正是那个时候一般有权有势的风雅贵族的风气。他在自己周围拢集了当时许多的文人学识。身居“家臣”地位的塞万提斯由此接触到了那时正风行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把许多时间泡在主教的图书馆里。阅读这种活动，至少使得塞万提斯获得两个好处：一是显而易见的精神收获，二是使他避开其他侍从的轻视。他的长像有点土气，动作也不怎么灵巧，这就成了交际场上的障碍。
在罗马的孤独生活唤醒了他对故土的怀念。身居异邦，使得一种隐藏的激情在他心底勃发出来，这便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激情。
那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正在集结海军，蠢蠢欲动，准备进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这是一场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在基督的旗帜下，西班牙、罗马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组成了联合舰队，并任命西班牙国王卡洛一世的私生子堂胡安为舰队统帅，准备迎击异教的入侵。
塞万提斯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他离开阿括维瓦红衣主教教府的时间约在1570年初夏，也是他来罗马的次年。塞万提斯所属连队起初驻扎在那不勒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土耳其人占了上峰。土耳其人的舰队攻占了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岛，并将该岛首府尼科西尼化为一片废墟。联合舰队只有首先摧毁土耳其的舰队，才能解除威胁。同年秋天，塞万提斯所属的连队也被编入作战舰队。拥有二百多艘战舰的舰队驶向海面，于十月初，在雷邦多海峡，遭遇土耳其人的战舰。一场史书中称为“雷邦多海战”的惊心动魄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战役之初，塞万提斯正患热病。舰长劝他回舱休息，可他来到甲板，坚决要求参加作战。“我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进船舱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守到底，流尽我最后一滴血。”舰长受了感动，命他率领枪手逼近敌舰。战斗打响，一时杀声震天，刀光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