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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移至德国这个落后之邦的时候，必定产生的一种冲突。面对一个两难选择，出于一个实际考虑，马丁·路德就选择了宗教改革。
其实，那时的德国面临不可得兼的两种需要 （其情形类似于中国晚清时期对于西方既迎又斥的复杂心理）：其一，对意大利文明的需要；其二，脱离罗马教会的需要。野蛮之邦的德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文化贫乏。人文主义者的目的在于把意大利精神带给德国。这是文化需要，也是伊拉斯莫一类人文学者的心愿。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意识刚刚觉醒的时代而言，另外一个需要——政治需要——也许更为迫切。
罗马教会对于德国的剥削（在它看来，德国只是自己的一个教区，正如臣子之于君主）造成德国经济的滞后，而且，正教教会的腐败——一种无形的宗教化形成为有形的教会以后，日久必会导致腐败——也毁坏了人们对于罗马教会曾有的信任。因而，割断与罗马教会的宗教联系——那时，教权的笼断必伴随着俗权的笼断，因此，教权的独立 （德国国教的形成）也将伴随俗权的独立（德国国家的形成）——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马丁·路德的一纸论纲出其意料地掀起了这场改革——他被历史的逻辑选中，那时，他还没有意到识自己肩负着使命——就象任何宗教狂热都会立刻失去分寸一样，导致了一种仇视南方民族的民族情绪。下面这句英国谚语——英国也是北方民族，而且，急将转向宗教改革——最能说明这种情绪：
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
就是魔鬼化身（罗素《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五章）
这种“仇意大利”的情绪就与人文主义者们的“亲意大利”倾向——它是他们的精神父亲——发生冲突。假若人文学者不想背上“叛国”的恶名，那么，要么投身宗教改革，要么保持沉默。伊拉斯莫选择了后一种，而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托马斯·莫尔——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选择了后一种，结果命断刀下。
弗兰茨·梅林由此指出：“当［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一旦了解到德国的宗教改革意味着德国要完全脱离罗马教皇时，他们就几乎全都回到了天主教会的怀抱。”
人文学者不愿参与弑父同谋，然而罗马这个精神父亲的命运已被历史决定。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欲以建立一种更为廉洁的宗教，这是宗教禁欲主义回归的征兆，因为廉洁的宗教含义是对世俗欲望的抑制，而闵采尔却想建立另外一种“宗教”，它是对于一个空想的未来社会的憧憬。这和英国的莫尔的理想多少有些相似。可是英国最终形成的是清教，它标志着更为严格的宗教禁欲主义的回归。人文主义也就遇之而亡。
十二、伊拉斯莫
英国哲学家罗素谈到伊拉斯莫的时候，曾说过：“伊拉斯莫活得太长，进入了一个新善新恶——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这两样哪一样也不是他能够学会的。”
伊拉斯莫活了七十岁。他是一个地道的学者，要是那个时代风平浪静的话，他也许会在书斋里终其一生。可是时代却不以个人的好恶，横蛮地把每一个人——何况是精神领域的头面人物？——都卷入它的惊涛骇浪中。而假若他没有英雄的胆骨的话，他就可能被浪掀到岸上，或者被远远抛在后面。当然，这两种结局都被历史家们用“怯懦”这个词语盖棺论定。罗素继续说道：“对于正直的人，可抉择的光荣道路只有殉教或胜利。”也说是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此外，没有其它选择。罗素是在以路德的那个偏激的时代的伦理逻辑提出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这种逻辑忽视个人的存在理由，而将个人的命运投射在时代的背景上；正是这个逻辑以及它在以后几个世纪之中的变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偏执。
伊拉斯莫 （Erasmus）1466年生于尼德兰的鹿特丹。他的早年生平湮埋在他为自己编造的那套浪漫性的假话中。其实，他是一个祭司的私生子。我们没有途径知道他与生身父母的关系如何，因为他们在他尚未成年以前就已死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祭司父亲对于语言以及学问的爱好遗传给了这个孩子。成了孤儿以后，伊拉斯莫被他的那些监护人送进了一所修道院。从此，他的命运就与宗教联在一起；然而，这个时代的宗教却并不是和平时代的宁静肃穆和宗教，而是革命的宗教，准确地说，应是宗教的革命，而他命中注定将在宗教的动荡之中，成为一个“懦夫”。他后来谈到早年进修道院一事的时候，痛惜地说：那是他毕生悔恨的一步。
在修道院，他显示出在语言上——尤其是拉丁语——的禀赋。1493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当了刚布雷主教的秘书。六年以后，伊拉斯莫初访英国，结识了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和莫尔爵士的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莫尔爵士在1535年被享利八世借故以“判逆罪”斩首为止。正是莫尔这位为人耿直、性格刚毅而又思想激进的学者给了伊拉斯莫巨大的影响。伊拉斯莫至少暂时地放弃了对于语言的过多的偏爱，而把精力放在“郑重的工作”上面。他开始在圣经上面下功夫。1516年时，他编订的圣杰罗姆的著作以及一部附有拉丁文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接连问世。
只是后世的读者很少去翻译这些已被时代束之高阁的著作。有些对于某个时代而言影响甚巨的著作——它们针对的是那个时代中心的问题——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也就随之消声匿迹，正如辩论台上的声音一同在历史中消遁一样，因为那个时代的问题对于以后的时代来说已不成其为问题了。伊拉斯莫现在唯一还有人读的著作只有《愚神颂赞》一书。
《思神颂赞》一收的最初构思始于1509年他去英国的途中，当他跨越阿尔卑斯山、一览尘间万物的时候，某种讥讽的灵感忽而降临心间。一到英国，在托马斯·莫尔家中，他将阿尔卑斯山的灵感化作了文字。
此书献给莫尔。因为这位爵士的姓氏恰是“More”，因此他还戏谑地说，“Moros”一词应作“愚人”解，因而恰如其份。单从这个题献便可看出：“愚神”，勿宁说是一个极尽嘲讽之能事的“智神”。“愚神”的嘲讽遍及那个时代的一切方面。她以自己的形式赞“愚神”，其实就是一种幸福。人愚到要结婚，而其实是幸福，因为“（妻子）这种动物极其愚戆无害，而又极便利有用，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僵板与阴郁的心情。”这显然是条顿民族的药方，因为这个北方民族过于严肃、僵板；对于南方民族更为炽热的性格而言，也许更需某种能够起到“镇静”疗效的药方。“愚蠢”就是委弃“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禀承着新着精神痕迹的理性，而是某种僵硬的理性，那种使生活中的一切失去色调而被套入教条之中的理性。这种倾向以后形成了德意志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即对严酷的理性的追求，这既使德国哲学得以严谨化，又使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过于死板。当然，伊拉斯莫提供的“妻子”药方不足以疗治这个民族天性中的这种成份；其实，这个民族的精神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一种比较不那么明显而不能触及每个个体心灵的倾向——即“幻想”的倾向，作为前面那种理性倾向的消解或者缓和之物。伊拉斯莫也许也看到了这种潜在倾向，他说：“至高的幸福是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想象自己为王比实际成王要容易。”这句话所揭示的实际上预示了三个世纪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即荷尔德林、施莱格尔、瓦肯罗德尔、蒂克、霍夫曼、诺瓦利斯等浪漫心灵的出现。密涅瓦的猫头鹰（这是黑格尔十分欣赏的一个比喻，它是“理性”的象征）与浪漫派的蓝花，这两个看似不可互容的意象，却以巧妙的方式构成了德国人心灵的景致。
到此为止，伊拉斯莫的笔触还只是在“人性”（实际上是德国人的性格）上滑动着，这是一个“愚蠢无害”的领域，可是，当它一旦涉及教会这个“僵板而又阴郁”的话题的时候，就引火烧身了。他对教会的一切仪式以及经院哲学的一切争论——例如赦罪符和免罪券，三位一体和化体说，等等——进行猛烈的讪笑，甚至还说修道院的僧人都是一些“精神错乱的蠢物。”——当然，他们的愚蠢不是“愚神”自赞的那种“愚蠢”，而是这样一种愚：“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