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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提出了“决情定疑，万事之机”，然而万事万物的决策都离不开事物存在的凶吉背景与诸种事物错综复杂的联系。由此可知，研究事物依存的背景以及请种事物的联系是决策的前提，同时要防止认识的迷惑性与偏见，求其决断无误。
鬼谷子在本篇指出，圣人正确决断事物的方法有五种：事成理明者，用“阳德”决断；情隐言伪者，用“阴贼”决断；道成志直者，用“信诚”决断；奸小祸微者，用“蔽匿”决断；循常守故者，用“平素”决断。
圣人用这五种方法来“决情定疑”，理断万物。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教我们依据事物的性质决断它们。
在决断事物时，有可遵循的规律。“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
意思是借鉴往事，研究现状，预测未来。此三者缺一不可。决策者必须慎重，才能正确决断。
决断不能当断不断；必须当机立断。时间是事物成败的重要因素。鬼谷子在本篇多次提到在一定条件下，“可则决之”。意思是能够决策的事物就要迅速决断！
上述观点都是当代决策科学中的瑰宝。
在历史发展中，所以“一言兴邦”，“一言丧国”就是指决策的正确与失败。
我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成功后，提出基本国策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一决策对明朝初年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一千多年之后，毛泽东研究我国建设与防卫方针时，还曾借鉴此一决策，指出70 年代我国国策为：“深挖洞（备战），广积粮（备荒），不称霸（外交）。”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这对于我国的统一和对外往来有着历史性的作用。
由此可知，正确的决策将推动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或稳定政局，或富国强兵，或造福子孙；而失误的决策就会丧权辱国，或使自己身败名裂。这是任何决策者都应该慎重思考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新皇帝继位而出现的危象，影响政权的稳固。
这时决策多在危难中，常常是惊心动魄。而多有事于秘成。
1521 年明武宗逝世。张太后立即召开大学士杨廷和到行宫秘议立储事宜。杨廷和请太后屏去左右的人，秘密向太后禀道：“朝廷上一些臣子，听说皇上晏驾，一定会谋变，请您事先防备此事。”张太后一听，心中大惊，忙向杨廷和大臣询问对策。杨廷和回答太后说：“现在有一个主意，只有秘不发表，先回到皇宫内，秘密商量此事，此地耳目太繁杂，不如回到宫中，再作计较。”
商议已定，太后立传懿旨，即刻还宫。杨廷和随张太后返回宫中，略行安排筹划，便赴内阁。这时太监谷大用、张永进宫打探信息，杨廷和对他二人道：“皇上大渐（已逝），应立皇储。”谷、张二人表示同意。来到内阁，杨廷和即从衣袖中抽出祖训，宣示众官道：“兄终弟及，祖训诏然。兴献王长子，系宪宗孙，孝宗从子，皇帝从弟，按照顺序，当然继立。”随后即派人入启太后。杨廷和率众官至左顺门候旨。不久，中宫奉出遗诏和太后懿旨，定立兴献王长子朱厚嗣帝位。这时众官才知武宗已不在人世，但遗诏已下，帝统有归，即使有人不同意，也是无益，大家只好含忍而去，任凭杨廷和发落后事。
明武宗死后，朝政不稳，在复杂的局面下，大学士杨廷和借重皇太后的权望，采用“瞒天过海”之策，密不发表，而是暗中与太后商定嗣皇人选，一齐公布，百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赞同，从而使朝政顺利渡过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公元1636 年，即明崇祯九年，山海关外的“后金”改国号为清，建立清王朝。国主皇太极为皇帝，称清太宗。皇太极16 年艰苦经营，在他去逝的后一年1664 年其子福临终于在皇叔多尔衮的辅佐下，进入北京、从而开始了清朝对中原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皇太极本身虽然未能入关，但他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事业，为清朝入主中原，做出了重要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满族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当时生息于黑龙江流域，称为肃慎，北魏时称勿吉，到宋代称为女真，一度强大，建立“金”政权。元明之际迁于辽宁东部定居。到满族英雄人物努尔哈赤出现后，终于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征服了北自黑龙江、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以东，东至鸭绿江边的各个部落。完全统一了“建州五部”，建立“八旗”，于1616 年正月，在辽宁兴京（今新宾县）宣布建立“大金”（后金）王朝，自立为“汗”，开始了与明王朝抗衡的角逐。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后金经过“萨尔浒大战”后，已将东北腹地明军彻底扫除，权力直达山海关外的长城脚下。之后，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冤杀了抗清得力战将袁崇焕，搬掉了清军入关的最大障碍，从而决定了明朝灭亡的命运。尽管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是冲垮大明王朝的直接因素，但是皇太极执政时期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使自己强大起来，却是清军能乘虚而入的重要条件。
皇太极为实现其统一中华的愿望，所施行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尽力去调和满汉两族之间的尖锐矛盾。他完全抛弃了他父亲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奴役政策，明确提出“满汉一体”的方针。为缓和满汉矛盾，皇太极颁布命令，在东北境内实行了满汉“分屯分居，”以避免冲突，关外汉人改由汉官管理，不再受满人贵族的直接统治，明令满族贝勒大臣及属下，不得私自向汉官及民众索要财物，违者治罪。这就提高了汉人的权力和地位，从而赢得了汉官对清政权的支持。
皇太极还于1631 年重新议定《离主条例》和修改了《逃人法》。努尔哈赤为汗时，汉人奴隶的地位十分低下，按当时的《逃人法》规定，凡逃亡者一律处死，有逃亡意图和迹象者也一律处以酷刑。而新颂的《离主条例》则规定，凡主人有私自采参、狩猎、隐蔽战利品、杀人、奸污妇女、冒功以及压制告发人行为者，告发人及其近亲兄弟便准许离开主人。在新改的《逃人法》中则规定：对以往私逃者以及与明朝“奸细”有过往来者皆概不追究，并准许汉人回关内去等。结果，“由于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
皇太极所采取的“优礼汉官”和更定官制的革新做法，对于调和汉满矛盾起了更大作用，皇太极十分信任范文程等汉族大官，他所颁发的一切文书告令均由范文程写定。对于从明朝投归而来的官员，皆按原职授予相应品级。
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皇太极则依从汉制，设立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等“三院”；设立吏、户、礼、工、刑、兵等“六部”；并单独设立都察院和理藩院，所属各级官员，汉、满、蒙族均可担任。
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洲八旗，成为军事编制的骨干力量。皇太极为了扩大和团结各族力量，于继承汉位后的第六年，即1632 年，便创立了汉军八旗，不久又组建了蒙军八旗。皇太极曾说：“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皇太极敢于冲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藩篱，大胆使用汉族、蒙古族的文臣武将，极力调和满族与汉族、蒙族民众间矛盾的做法，不仅使关外的清政权不断地得到巩固，而且，他这些主张和实践，也为以后的民族大联合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作用。
商业上，也要善用“谋”，也要善于“决”。综合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用在关键上，心得以成功。挪威商人耶伯生以高见卓识决策企业经营方向，使自己的公司兴旺发达起来。
1967 年6 月，中东战争爆发后，苏伊士运河一度关闭。日本和西方国家在中东购买石油只好绕过好望角，在长途跋涉后回到日本国。这种长途运输导致对油船的需要大幅度增加。各航运公司纷纷大批购进油船，挤进石油运输行业，赢得巨额利润。一时间石油运输成了世界航运界的热门话题。
而在挪威有一个年青人却对此有着独特的看法。他就是后来曾任挪威船长协会董事长阿特勒。耶伯生。他当时年方31 岁，刚刚接过父亲留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