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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
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
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
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
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
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
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
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绝不苟同惊慌和背叛，
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
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
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
最初发表于1994年香港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
/* 17 */第一部分阳台上的遗憾
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
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
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
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
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
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
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而北人较为尊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多阴雨，四野茫
茫，如果人们没有随身揣着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常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
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南方的街道多是弯曲偏斜，不像北方的街道那样总是四向方正，
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
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模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
建筑上也就多有蛮风的留影。尤其到海口一看，尽管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
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
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像，种种偏门和曲
道，歪门和斜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
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
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
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檐的定向，都严格
遵循天理和祖制，不越雷池。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会。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的
宅院，尤其是一些富宅，其实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有一些耳
房或偏间，可供主人安置侍卫和女佣；很讲究家族封闭与合和的，有东西两厢，
甚至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儿孙及其宝眷，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节日大
团圆。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便油然
而生。倘若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生
出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南国宅院里咳血和
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
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
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
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
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
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
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可将其纳入审美和文
物保护的范围，但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
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
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
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
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
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
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
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
——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
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
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
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
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数已习惯于
一边吃快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
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
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
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
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
的影子。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 18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1 ）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
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
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
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
“好歹”是指歹，不是指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
不是指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
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
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在更早以前，人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
》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
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
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
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
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
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行为恨恼不已，
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