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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逆过程，匀质化现象在现实中可能也不少见。比方一个高明的思路
产生了，便少不了他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一个人若表
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
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
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毒易毒的结果之一，是冲
突者的手段和风格倒越来越与自己的敌人同构，实际上是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常常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我们所察。而这两种
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人们在人群组织内部的复杂互动轨迹，是人
心变幻的左腿和右腿，苏醒和沉睡，汲纳和排泄，正反馈和负反馈。只要人类这
个组织系统还没有崩溃，它们就会在有限范围内交织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人
间悲喜剧。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穷尽这中间的一切奥秘，我们所有粗略的描述
都只是管中一斑。但我们至少从这两个相逆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他人和社会
对人的制约，发现人文领域里的“整体效应”和“大数规则”。十八世纪的科学
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群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蚂蚁赋格曲”，
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
性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深刻地异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处于人群大数中的人，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些人形蚂蚁生活在家庭、朋友、公司、社区、种族、
阶级、国家以及世界各种“大数”里，在整体中与他人相分而极端化，与他人相
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
没法成为一枚绝缘于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
讨论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
噩梦的报复，集群一律和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精神差异，重新受到
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人首先回到了诗歌里，
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知识分裂和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
当然，个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
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
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人们争相分离的解散口令只是一种情绪，只是情绪之下的辞不达
意，不必认真对待——这种连自由派大师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人主义
并不让我失望，我所失望的只是这些人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的文学修辞，常常在
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细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可能的下回分解。我也珍爱着
我的个人，包括我的个人欲望，然而我知道，笼统而含混的宣言并不解决问题，
对个人欲望的盲目无知，与权威专制的盲目无知仍没有拉开多少距离。这种态度，
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人乱伦而文明人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人乐肥而宋代人乐
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吸毒而有些人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田园渔樵
而有些人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
和社会塑造的结果？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还有一个也
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
在另一方面，个人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人
的社会性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只是“与生俱来”的个人基因遗产。因
为这些差别恰好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这个整体还较有活力的证明，是任何物质
在非组织状态下一片松散、匀质、彼此雷同之时不可能有的特征。正如没有组织
化的一盘散沙才会整齐划一，而生物多样性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
的结果，不是这个统一系统解体的结果。事实上，对个人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也
不是一个人在沙漠无人区或月球上的自我折腾，不是无事生非的神经质发作，恰
恰相反，它是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的行为，甚至不过是出
演着一个无形社会自我调节时所设定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是关系的真
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现为旗帜和队列及其某些集体目标，更重要的，它只
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性是实体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
现为有些人的遗世独立，或者悲泪独饮，或者玄机独悟（包括触摸一具具各别的
皮囊而对社会这个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全部内涵只有随着人们从中
破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是这一
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多重建制化过程，才是可以被真正谈论的现实，而不是自恋者
的偶像和神话。
/* 57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5 ）
葡萄牙人F。佩索阿差不多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
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
在椅子里面向夕阳的幻想，对于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去世，
生前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欧洲人发现，并
且引起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他对群体行动充满着怀疑，曾在《惶然录》里说：“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
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
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
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
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
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重独善而轻利济，在今人看来当然不无偏见。我翻
译的时候差一点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不想让它进入中文，以防这种看法对中国的
改革紧迫性给予抹煞，对中国一切艰难奋斗着的改革者们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
那样做，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是因为文字的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
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等众多人文观察者的一
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以及革命之中看到肮脏和暗影，字里行间
难免有深深的茫然和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社会变革宣传家的眼里，他们如
果不是过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高的个
人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过于多愁善感的可笑书生。连鲁迅也被很多“左
派”的“奴隶总管”们鞭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我很怀疑，身边的某些个人主义者可能会高兴的不是地方，会把佩索阿
错认为自己的同道。这些人很多时候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否定一切社会运动，
但他们与佩索阿相差太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嘲笑是因为那些运动对他
们的个人利欲没法满足或者满足不够，而佩索阿的怀疑则是因为那些运动不能或
者不足以警戒人们的个人利欲；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向外贪求，
而佩索阿的个人主义（如果这个名词合适的话）则是一种自我承担。
毫无疑问，在佩索阿看来，那些成天眼睛红红觉得天下人都欠了他一笔的人，
自己从无快乐而只能对外索取，正是他笔下那种一心“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
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逃避，是对人间邪恶和非义最大
“根源”的遮掩，而这一切刚好是诸多宏大叙事和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基础和动力。
道理很简单：自我承担纯属个人事务。而只有对他人争夺和宣战的癖好，才
会产生一个人的力不从心之感，一旦付诸行动，才需要联合乃至勾结，才需要组
织乃至帮派，才需要权威乃至专制，才需要集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