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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起来？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了的学问，
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绝
无方块三之类的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时
髦的场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
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那种不见作品的沙龙空谈。
东欧文学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两先生译述的
《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
微支、密茨凯维支等东欧作家，也早已进入了中国读者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其部分诗作也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
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
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
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
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
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
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其实还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
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
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
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
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此书颇为推崇。《新闻周刊》曾载文认为
：“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华盛顿
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
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昆德拉藉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
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感
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
有非洲和中国。
自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为了主潮。
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
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呢？
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
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带领学
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
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他
文学声誉日增，后来法国总统特授他法国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
（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
《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首先都是以法文译本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
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读
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 8 */ 第一部分米兰。昆德拉之轻（2 ）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旗号下，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
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的严厉谴责。不仅仅是
民族主权的失落，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
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
识分子下放劳动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
过往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不同意他
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强权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不够，
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入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
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
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情绪的、深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哲学的贫困和审美的粗劣，
使它们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色。昆德拉也写政治，用强烈的现实政
治感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
在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示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
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是乐于并长于作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
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入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
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
同样晃动灰色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官员
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
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
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
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
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
失掉了最开始那种解放个性的初衷。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
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
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
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
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引自小说中的描写）。这种沉重的抗击在
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
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或
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
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
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
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
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
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
说。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indifferent 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
少切近这种虚无冷漠意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