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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啊,你居然说那才是真正的男儿本色。”
说着说着,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气氛显得轻松了许多。
冬云又说:“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和你在一起,总是那么轻松,你就像一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还会像好朋友那样哄我开心。我回到城里后,给你写过几次信,都是石沉大海。谁知道你又是辍学又是转学,还以为再也联系不到你了呢。真没想到能在一中再次遇到你。”
冬云说着,睁大眼睛,紧盯着我,说:“你说,咱们几个在一起玩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孙学军要告诉我他喜欢我?我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为什么他非要更进一步呢?”
说着说着,冬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只好劝她说不要再难过。
她啜泣了一会儿,仰脸看着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可是昨天孙学军真的很过分。如果友谊要以自我牺牲为代价,那么就真的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了。”
她轻轻地擦掉自己的眼泪,在瞬间又恢复常态,变得很坚强,她对我说:“林海,咱们回去吧。”
当我们走到校门口时,意外地发现孙学军正焦虑地站在那里。他同样没想到我会和冬云在一起,显得有点慌乱,见到冬云更是神情紧张。他语无伦次地说:“冬云,我,我来送你回家。”
冬云看他一眼,说:“你看看你,一天没吃饭了吧,快回去好好休息。有林海送我,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孙学军还要坚持,可是冬云偷偷地拉了拉我的衣角,不容分说,推车走了过去。走出很远之后,我蓦然回头,孙学军还站在原地,纹丝未动,路灯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还在深情地凝视着冬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和冬云一起走,也许是她对往日生活的追忆打动了我,也许是我对冬云原本就充满了好感。正如我在前文所说,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不想让她受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伤害。
友谊和爱情总是界限分明,两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或许可以实现完美的转化。但如果不具备,那么他们之间就有着一道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要去挑战这个界限,否则就会像孙学军那样输得很惨。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也许是孙学军处理得不当,也许是冬云在这个问题上显得过于小气。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迅速降温,我们那个“四人帮”小团伙也随之土崩瓦解。
我一直认为孙学军应该明白我和冬云之间只是那种很单纯很单纯的友谊,可他还是明显地和我疏远了关系。他日渐颓废,他的成绩本来就不好,到最后对学习基本上没有了任何兴趣。他开始和那些喜欢他的女生在一起,偶尔还会夜不归宿,再也不是那个曾经无比痴情的孙学军了。
后来,学校要组织一个电脑培训班。在当时,电脑还是一个高科技的代名词,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对电脑充满好奇。那是一个收费班,每个同学600元,自愿报名。当时我手里正好有600块钱,是惠岩叔叔春节给我的压岁钱。而李权就穷酸多了,他和父母长期冷战,亲情日渐淡漠,家里每个月只给他300元生活费,要报名就只能从牙缝里抠了。他是那样渴望接触电脑,一咬牙,花十块钱买个小火锅,决定每天用它煮方便面,过上三个月艰苦生活,把这笔钱给节省出来。
那是一个意志无比坚定的人,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到底。每天他都很早起来煮面,一天三顿,顿顿吃面,早晚各一包,中午吃两包,一天下来只要两元钱。时间久了,李权明显消瘦下去,脸色发黄,锁骨突出,身体更加单薄,我都担心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和风都能把他吹跑。
一个周末,他破例买来一斤冻带鱼,叫上我要在宿舍炖鱼吃。我听了非常高兴,中午从食堂打来两份米饭,然后躲在寝室拾掇鱼。我在家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李权更是没有下厨房的经验。两个傻小子蹲在地上一通忙活,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鱼炖好,累得我们一点吃的心情都没有了。正在这时,孙学军从外面打球回来,他一进寝室便被满屋子的鱼腥给熏得够戗。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一眼,把衣服甩在床头,转身向楼下走去。我们也没在意,但没想到不出五分钟,楼下政教处的老师就赶了上来,直奔我们寝室。我和李权飞快地把东西藏好,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老师瞪了我们一眼,说道:“别说有同学举报你们,就是没有举报闻着腥味也能找到你们寝室,赶快把锅给我拿出来。”我和李权对视一眼,无奈中只好把锅上交了。几天之后,我们因为违章用电被学校通报批评。李权因为买锅还被罚款一百元,不但没有省下钱,反而倒赔了很多,前些日子的方便面也白吃了。
李权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晚上他质问孙学军道:“是不是你跑到政教处告密去了?”
孙学军在床上翻了个身,没理他。
我考上了一中(5)
李权怒气冲冲地说:“你说啊,到底是不是你?”
孙学军从床上坐起来,傲慢地说:“就是我,怎么了?告诉你,这是集体宿舍,不是你们家食堂。”
李权气得直咬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安慰他快点睡觉,同时向孙学军投去鄙视的眼光。
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楼道里响起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正琢磨是怎么回事,就听“砰”的一声,宿舍门被人踹开。有人在门口大声喊道:“赶快跑,预报说三点半有地震。”我激灵一下睡意全无,其他的同学也都睁开了眼睛。我们看看表,马上就三点半了,于是飞快地套上衣服,拼命地往楼下跑去。楼道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了出去。
站在楼下,看着我们的宿舍,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它轰然倒塌。结果,过了十多分钟,一点动静没有。大家下来得非常匆忙,身上都没几件衣服,此时正是十二月的天气,又在凌晨,寒气逼人,同学们都抱成一团,但还是抖个不停。大家不停地抱怨:“怎么还不开始震呢?”我突然想到自己的钱没有拿出来,有800多块呢,都锁在了柜子里,如果楼真的塌了,我该到哪儿去找这笔钱呢?想到这儿,我叫一声“我的钱”,然后转身向楼里奔去。身后有人惊呼道:“你他妈不要命了?”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只想把柜子里的钱拿出来,800多块,接近妈妈三个月的工资啊,我绝对不能让它平白无辜地埋在废墟之下。
我冲到宿舍里面,柜子上了锁,正可谓忙中出错,我竟然忘记把钥匙放在哪儿了。只好抓住锁,用尽全力往外一拽,活生生把锁给拽了下来。我找到钱,把它装进口袋,心里刚一踏实,立刻又想到地震后楼倒人亡的恐怖景象,求生的本能推动着我再次狂奔起来。当我跑到楼外,觉得已经安全时,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背靠在树上,整个身子瘫软下来。
后来,事实证明这次预报纯属子虚乌有,但它惊动了整个迁安县城。经历了1976年大地震,所有的唐山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在外面苦苦等了五个多小时才被通知可以进楼了,但那些胆子小的还是不敢进去,直到下午,大部分人的情绪才平静下来。不过,好多人在这次慌乱中丢了东西。当我们回到寝室,发现所有的柜子都被打开了,大家慌乱地清理着自己的东西。孙学军大声喊道:“我的钱,我丢了2000多元钱。”我们围了上来,孙学军显得非常气愤,情绪也很激动。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突然,孙学军看着我说:“林海,你上来的时候柜子还好着吗?”
我一愣,随即如实回答道:“都好着呢,我的柜子是我自己打开的。”孙学军死死地盯着我,似乎要在我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看出来他是怀疑我拿走了他的钱,也是啊,我确实是这几个人中惟一回过寝室的,但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动过任何别人的东西。我扭过头,不再看他,也没有和他解释,像这种事情只能是越描越黑,再说,我心本无愧,又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呢?
经过了种种摩擦之后,我和孙学军的关系降至冰点。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开始和杨涛改善关系。杨涛所有的缺点他再也不提,反而他再次打水总是很开心地和杨涛一起分享,两个人居然打得火热。
十二月二十三日,那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圣诞节前两天。下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