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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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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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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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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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