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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中国佛教虽盛极一时，而犹始终保全其原来超世间的本色者，则因中国政治社会一切世事，虽有汉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扰乱，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仍从此源头上演进，与西洋之自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政治社会即陷入黑暗状态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罗马帝国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时期之惨运，而中国汉亡以后幸不然？则以罗马建国，本与汉代精神不同。罗马乃以贵族与军人之向外征服立国，及贵族、军人腐败堕落，则其建国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蛮族，在先既受不到罗马文化之熏陶，及其踏破罗马以后，所得者乃历史上一个罗马帝国躯壳之虚影，至于如何创建新国家之新精神，则须在其自身另自产生。要之，北方蛮族之与罗马帝国，乃属两个生命，前者已老死，后者未长成，故中间有此一段黑暗。
至于汉代统一政府之创兴，并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围而起，乃由常时全中国之文化演进所酝酿、所缔造而成此境界。换言之，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并不如西洋史上希腊文化已衰，罗马民族崛起，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