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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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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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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所以谓之“反动”者，以其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抱朴子名实篇谓：“品藻乖类，名不准责。”审举篇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正郭篇云：“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此皆当时风气。故刘梁有破群论，谓：“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论之作，俗士岂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青州人赵宣居墓行服二十余年，生五子；陈蕃致之罪。孔融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者，融杀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麦，盗而进者，融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王弼则早死。】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崔寔政论代表前一个，仲长统乐志论代表后一个。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政权不稳定，法治精神无所倚依而生根。】政权之稳定，亦应依附于此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实。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此乃从积极转入消极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选举，任法课能，以清节自励，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市。然试问仕魏者舍为私家幸福外，复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与魏廷有私关系，故欲为魏尽力。】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晋文王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盖既不愿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为贾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