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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建武八年第二次陇右大战之初，汉军大获全胜，几乎将隗嚣逼入绝境。陇右地区在汉时并不像现在这么干旱，物产丰饶。因为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不撤走就要全军覆没。汉军缴获的粮食哪里去了？总不会是全部吃掉或者带走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连隗嚣都没粮食吃？居然连陇右之王都要饿肚子？陇右再穷，也不至于穷成这样吧？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除去战争中消耗的部分而外，其他各地的粮库都被汉军撤退时全部烧掉了！
这一段内容是严重失实的，其他不说，只说“窦融走后，汉军的总兵力就不足了，为即将爆发的变故埋下了隐患”这一句，也是莫名其妙，汉军的总兵力不成问题，主要问题是粮食！让郡兵回去，是为了保证攻城部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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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此刻令窦融西归河西，根本不是出于粮食问题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原因。
按《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大军会高平第一。
窦融带着辎重车五千余辆，何愁没有粮食吃？何况，高平县第一城距离武威郡的首府（河西最富的地方）只有七八百里。他要是缺粮食，谁信？
窦融久在河西，毗邻陇右。刘秀的担心有两个：
一是防止隗嚣败死之后窦融的势力趁机东进；
二是担心窦融率领主力离开河西之后，西羌、匈奴乘机进犯。
总体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主因。刘秀认为，隗嚣已经穷途末路，单靠官军足够收拾他了。他绝不允许窦融势力膨胀，因此才严令窦融返回河西。
另：临淄即临菑、淄川即菑川，淄与菑是相通的，倒是雪兄的“甾（zāi） 川”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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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甾川国，汉置，后汉并入北海，故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三十一里。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写作“甾川”，中华书局本《汉书》也写作“菑川”，如《汉书。公孙弘传》云：公孙弘，菑川薛人也。
由此可见，“甾”通“菑”，至于“甾”与“淄”是否互通，我不是山东人，不敢妄言。
泰山郡在建武四年就被陈俊搞定了，因此战前的确已在汉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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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误会《资治通鉴》的文意了。
《资治通鉴》中说：“（建武四年冬，泰山豪杰多与张步连兵。吴汉荐强驽大将军陈俊为泰山太守，击破步兵，遂定泰山。”
如果陈俊真的拿下了泰山全郡，
那么，如何解释“（建武五年十月，）张步闻耿弇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
为何张步还能在“钟城－－奉高”一带连营数十座，布置如此漫长的防线？奉高在哪里？要知道它就是泰山郡的首府！这可是建武五年十月的事啊！“遂定泰山”四字，到底是何意？这不过是司马光直接从范晔的《后汉书。陈俊传》中直接裁减出来的。连首府奉高都在张步的手中，谈何完全平定泰山？
由此可以断言，陈俊根本没有完全控制泰山郡。
雪兄这里把一个关键的时间给搞错了，难怪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了。引文中的“明年春”不是指“建武六年”，而是指“建武五年”，这就是雪兄出错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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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韩再芬”学兄：连我都差点被你忽悠了。
《资治通鉴》中说：“（建武六年正月，）吴汉等拔朐，斩董宪、庞萌，江、淮、山东悉平。”
对照《通鉴》我引《吴汉传》之文，有什么“严重错误”？
“明年（建武六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老兄所言“这些事情，在建武五年二月都完成了。”不知从依据何在？
到底是我搞错了，还是老兄一眼看花了？
至于吴汉与耿弇的作战任务在建武五年二月之后的不同，我何尝不知？我引用《吴汉传》的原文，不过是为了证明耿弇在此时的确是受吴汉节制，是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至于建武六年以后吴汉的事，与耿弇无关。
综上，我的论点是：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我爱韩再芬”兄，你说的我明白。适才我查了一下，你说的这段话是对的：“明年（应该是“建武五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建武五年七月）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我的引文虽然把有误，却不影响我的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武五年二月”，而不在此后。
我的结论依旧不变：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七）治盗之术
建武十六年，在刘秀铁腕手段的推动之下，“度田检籍”工作在全国范围之内广泛推行。欧阳歙的汝南赃案事发之后，刘秀再次加强了对地方官廉洁情况的监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结果再次令刘秀大吃一惊。据谒者的调查，各地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之中，普遍存在着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恶劣风气。
九月，刘秀看罢有关报告，大怒，下令将以河南尹张伋为首的诸郡太守、国相等十余涉案高官捉拿下狱。不久又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以儆效尤。刘秀的这一严厉举措，意在扭转官员队伍中的贪墨习气，告诫各地官员必须廉洁从政。无论是欧阳歙这样的中央政府高官，还是张伋这样的地方官，一旦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得到查证，朝廷绝不会姑息迁就，必将严惩不怠。
几个月来，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看到刘秀如此大力惩治贪污、用铁拳打击腐败，一个个再也不敢怠慢，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欺上瞒下的恶劣风气逐步得到了遏制，官场风气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此基础上，“度田检籍”工作继续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继续推行。依照刘秀的性格，对于任何事情，一旦下定了决心要做，是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拦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不仅是卢芳、匈奴的骚扰让刘秀忧心，中原地区的“度田”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让刘秀也感到有些焦躁不安。还有，更让他烦心的是，历来比较安定的南方也发生了徴側叛乱。刘秀此时，确实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交阯叛乱这样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干才方能处理好。于是，他想到了陇西太守马援。在刘秀的印象中，马援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专家。
不久，刘秀将马援调到洛阳担任虎贲中郎将。此时各地叛乱不息，刘秀似乎对前几个月处死十几名太守、国相感到有些后悔。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处死这么多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地方官，对平叛工作不利。在召见马援时，刘秀对他说：“前些日子，朕杀了那么多的太守、国相，真是后悔杀的有些多了！”马援风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