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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而且从不结交私党，一心为国。也许是应了孔子那句“君子周而不比”的话，从不私结朋党的冯异，竟然连一张提名票都没得到。
当时，诸将有的推举景丹，有的推举吴汉。两人的推荐票大体相当，这可难坏了刘秀。最终，刘秀通过反复权衡利弊，还是让吴汉做了大司马，与吴汉同列大将军的景丹当时就对此面露愠色。
刘秀看出了景丹的不满，安慰景丹说：“景将军是北州大将，确实是个人才。但是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带兵杀了苗曾﹑谢躬，功劳很大。按照朝廷的旧制，骠骑大将军这个官职一般是由大司马兼任。现在朕把它们分开吧！”于是，刘秀下诏任命吴汉为大司马，而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即便如此，景丹都觉得刘秀亏待了他。堂堂北州大将，竟然屈居在前安乐令吴汉之下，真是丢了身份！一直有些忿忿不平。
几个月之后的建武二年二月，刘秀封赏功臣，定封景丹为栎阳侯。景丹一看吴汉得到了四个县的封邑，自己才一个，更加不满。刘秀得知后，安慰他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意思是说：如今关东各县的地域都非常狭小，就是几个县的人口土地，也抵不上栎阳一个县。俗话说：“富贵之后不回故乡，简直跟穿着华美丝衣在夜间行走。”朕将你的故乡作为封邑，是特意这么做的。真可谓是衣锦还乡、无上荣耀啊！经过反复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景丹这才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
景丹做到了骠骑大将军都觉得不满意，冯异呢？他是怎么想的呢？
刘秀在鄗城称帝前后，冯异虽然短暂地做过“孟津将军”这样的临时职务，事后却依旧是一个小小的偏将军。直到建武二年的春天，刘秀才给冯异封了一个阳夏侯，仍然是个偏将军。
在操办登基仪式的过程中，由于熟悉朝廷法典制度的大司徒邓禹不在军中，懂得朝廷礼仪的人极少。当时，冯异是一手张罗的主持司仪。他带领诸将验谶、上表、劝进，真是呕心沥血，宵旰历胆。可是，当刘秀做了皇帝之后，封赏犒劳、加官进爵却没他的份。
论资格，景丹、吴汉根本无法与冯异相比。冯异要是跟他一样想的话，还不要气炸了肺？
在个人待遇问题上，冯异一直非常淡泊。无论刘秀封不封他、是否给他升官，他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他之所以如此，是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思想原因的。
冯异是基层官吏出身，目睹了王莽暴政给民众带来的无尽灾难，也亲眼看到了更始政权的腐败无能。他对民众的苦难忧心忡忡，感到异常痛心。
在遇到刘秀之后，他认准了刘秀是一位千年难遇的旷世明君，认为只有他才能扫平群雄、重新统一天下，拯救天下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后他卖力地为刘秀效力，既不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名垂青史，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
他一心以天下苍生为念，哀怜民生遭受的无尽苦难。他一心要早日结束战争，还给老百姓一个太平世界！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为了他们，自己受点委屈算什么呢？因此，在冯异看来，自己的官爵高低、得到的赏赐多少、刘秀对自己的宠爱程度，都不重要。这些功名利禄，无非是过眼烟云而已。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却连一句豪言壮语也没留下。人生在世，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言行一致”。世上有五种人，第一种是“说了再做”，第二种是“做了再说”，第三种是“说了不做”，第四种是“做了不说”，第五种是“既不做也不说。”
孔子说过：“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句话的意思是：遇到事情，等做完了之后再说。孔子是从教化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提倡的是第二种―――“做了再说”。而冯异则不然，他属于第四种――― “做了也不说”。
“行胜于言”，冯异是用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证明：我冯异一心为了再造河山、复兴汉室！而不是为我个人的私利！
对于个人得失，冯异从来都不计较，从来都不居功自傲，不与诸将正功，素有“大树将军”的美名。同时，严格约束部属，不得扰民，严紧抢掠。体恤士卒，关心士兵的疾苦，深得军心。
由此来看，刘秀选择冯异为西征大军的主将，是当时的最佳选择，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为了加强冯异所部的军力，刘秀为冯异选派几位得力的助手。此前不久，原刘玄手下的两员虎将―――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前往洛阳投诚，刘秀以此二人熟悉关中军情、民意，命他们跟随冯异西征。另外，邓禹仅剩的二十四骑之中，还有将军张宗。能够活着从关中回来，的确是一件幸运的事。张宗在关中的英勇表现，刘秀也听说了。他任命张宗为京辅都尉，分配给他精锐的突骑部队，命其跟随冯异再次出征。
在得到了邓晔、于匡、张宗三员大将的支持，冯异如虎添翼，他的信心更足了。
在建武三年的三月，两万西征军将士在冯异的率领下，从弘农郡的华阴县出发，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程。
至此，波澜壮阔的第二次西征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了……
关于刘秀迟迟不提拔冯异的原因，我在前文中也提过。
现在，我归纳一下我的看法。
刘秀在很多方面如战略眼光、战术布置、个人品德、胸襟气度等项目上都可以几乎得到满分。惟独在用人方面，还是略有一点欠缺，只能算是中上等。
刘秀的用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宜之计的色彩十分浓郁，赏罚不是非常分明。
从感觉上说，很有几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味道。诸位如果读文仔细，我相信诸位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比如，刘秀刚刚逃到信都之时的刘秀，对任光、邳肜、李忠、万修等人是何等的器重？又是加封了大将军、又封侯的。可是，在招集到了奔命兵之后，这些人的地位又如何呢？显然是明显下降了。因为，此刻刘秀更器重景丹、寇恂、耿弇，因为他们带来了五、六千骑兵！以景丹为例，从此他就一跃成了刘秀手下的首席大将。
然而，景丹的首席大将之位并没有坐多久，就被吴汉所取代。为什么呢？因为吴汉二次北行征兵之时，为刘秀带来了五万名“突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司马的位置，不让吴汉坐的话，应该让谁坐？
“权宜之计”频繁采用，这也是形势逼迫造成的。
第二，刘秀用人，一向是“亲者严，疏者宽”。他越是真正信任的人，官爵往往很低。相反，越是需要安抚、警惕的人，刘秀越是给的官爵高。
不仅是冯异，铫期、祭遵、王霸这些早期老臣，对他刘秀的耿耿忠心，真是天日可鉴，不容置疑。他们不计个人名利，兢兢业业、克尽职守，这一点，刘秀是深知的。正是因为刘秀知道他们的品质，因此在封赏官爵之时，对于这些人都不太多考虑。
事实上，刘秀手下的这些大将，越是被授予高官显爵的，刘秀越是不放心。比如，刘秀对于吴汉、景丹、耿弇三人，尤其是不放心。关于这些详情，我在后文中会详细地讲述。
在这里，我只拿吴汉做例子来说明。
吴汉在表面上“斤斤谨质，形于体貌”，一副“厚重少文”的忠厚之相。但是，此人心肠狠辣，做事极其残忍。他部下的军纪，是汉军之中最坏的，可谓是臭名昭著。
对于这些，刘秀难道不知道吗？当然不是！对于这些，刘秀心里一清二楚。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在天下大乱、四海沸腾的时代，自己要想统一天下，建功立业，他不得不暂时重用吴汉这样的人。
吴汉的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中原地区作战，还是在陇西对隗嚣作战，都犯下了很多严重错误。“邓奉之变”，就是吴汉的杰作！建武八年的陇西惨败，也与吴汉的抗旨有着极大的关系。更令人发指的是，吴汉在建武十二年十二月攻陷成都之后，悍然下令屠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大屠杀”！对于这些，刘秀一直是很不满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秀才在建武十三年全国完全统一之后毅然决定：功臣之中，除了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以及冠军侯贾复三人以外，其他功臣一概不用，一律以列侯身份就第养老。吴汉虽然还保留着大司马的职务，但是已经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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