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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次暂停的时候，我没站起来。我没到教练面前去听面授机宜，我仍然坐在那里，看着。电视摄影机一直对准我，与过去一样，因此全世界都看到我坐在那儿，光着脚背靠着记者席。
鲍伯·希尔很不悦，葛瑞格·帕波维奇也很不爽。
那场比赛后来我便没再下场了。我没被告知任何事；我猜想理应了解自己不会再出场的。我们虽然输了那场比赛，可是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们仍然领先二比一。不过马刺队决定第四场比赛要我禁赛，他们说禁赛的理由是我“不团结”。后来，在赢得第四场比赛之后，他们又决定第五场比赛不用我做先发球员。
当全队都围在一起共商大计的时我坐在一旁，这样是不太好看，我了解这点。可我也认为他们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他们为我分心，竟让全队失去注意力的焦点。就是不能让我独处一阵子，别的时间再来烦我。他们把这事看得太严重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他们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
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我犯了点错，就要接受严厉的驯斥。
球员把矛头对准我，管理阶层也把矛头对准我。全队都要给我来点教训。
有些球员——我记得有达克·瑞佛斯（DocRivers）——说我不成熟，并且做出伤害球队的事。我心里在这个时候已产生明年不再留在此队的念头；球员们说不值得为我伤脑筋，球队没有我会更好。
禁赛的处分是帕波维奇的决定，但我相信他必然得到教练与球员们的支持，他们不会说出他不爱听的话。若别的球员做出相同的行为，我才不管他妈的。没参加教练的面授机宜又怎样嘛！正如我以前所说，围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球员根本没注意听——有啥差别呢？我没下场，也没有立刻要下场，所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全都是表面功夫与形象问题，因为我没有呈现出马刺队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没有球员站出来为我说话。当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得不到队友的尊重，他们孤立我，只求自保。他们知道让我坐冷板凳对球队没好处，也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没啥大不了，可是就是没有胆子挺身而出为我辩护。
这是季后赛耶，他们竟然只关心怎样驯诉我，根本不在乎比赛。我搞了好久才搞懂这点。
这一切到回到球赛的症结所在：钱。只要关系到钱，大家就闭嘴了。如果一名球员的合约在今年或明年要到期了，他便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跟经理作对，他会闭嘴坐在那儿，做乖乖牌，他可不愿意说出经理不喜欢听的话，宁可出卖灵魂，便是这样。
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我想这些球员就是在对湖人队比赛之初，跑来找我谈当年活塞队种种，以及如何求胜的同一批人吧。他们会在开赛前来找我，询问冠军赛的事情以及向我求都如何应付裁判、如何放松心情等等。
可是到最后，大家都只会关心自己。一名篮球生涯几近结束的球员是绝对不敢说什么的，因为他晓得若是放炮，就可能会走人。谁会站出来为我说话？即将要签新合约的球员也不可能为我声援；在一、两年内要抑赖经理签订新约的人，也绝不会说什么的。有时一点小事就会把经理惹毛了，因此没有人会为象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说话的。
我不喜欢教练在季后赛时的战略，就这么简单的事。
鲍伯·希尔在季后赛用人的策略，跟我们在十二月中旬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比赛的策略并无二致，他采用九或十名球员轮番上阵的策略。季后赛不能这样，不应该让我离场那么久，因为我是全队抢篮板的重心，也是防守最佳球员，更是唯一拥有两枚冠军戒指的人。真是离谱。在季后赛，应该只以五到六名球员应战，而且还要派上主力战将打满四十分钟，这才是获胜的唯一办法。
公牛队的教练菲尔·杰克逊（PhilJackson）调度“飞人”乔丹，即使他出手十八次只中三球，也会让他上场超过四十分钟。不能因为他刚开始时表现不佳就放弃他。
我们在主场连赢两场之后，他们把矛头对着我是很容易的事。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大胆之举，可是我倒想看看，要不是我们以二比一领先对方，他们对处分我禁赛的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
第三场失利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获胜，得到晋级西区决赛与火箭队争雄的机会。他们在洛杉矶打赢湖人队时我没出场，我接受这事实，我坐着看他们赢球。马刺队表现很成功，他们再次证明有能耐“驯服”丹尼斯·罗德曼，同时漂亮地赢得第二轮比赛。
在洛杉矶比赛时，电视摄影机一直对着我，在对火箭队时也一样。我就好象比赛的余兴节目，他们可不想错过球场上下的任何精彩好戏，就好象在整个季后赛里有专用摄影机对着我一样。
我想是这种媒体的注意力，让马刺队做出那些禁赛的决定来。多年来，我在下场休息时都会脱掉鞋子，这在队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在活塞队时就是这样，也没惹起争议。我这样做是要让我的脚能够呼吸，在没有上场的时候让脚能得到自由。打球的时候我的脚会酸，因此休息时把鞋子脱掉能让我再度上场时感觉舒服一点。我可没有在脱掉鞋子以后，在别人的面前搓脚丫子。
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全国的观众看到我没穿鞋子，马刺队——或许整个NBA方面——就决定要对此采取行动了。他们不能被人看到对所属球员失去控制，必须维持形象，维持NBA的男性形象。
在我们击败湖人队以后，我们有三天的空档，接着才是与火箭队的西区第三轮决赛。火箭队跟太阳队厮杀到第七场始分出胜负，最后一场是五月二十日举行的，那是在我们解决掉湖人队之后再过两天。
在那三天的空档里我想到拉斯维加斯去，所以我就去了。我是跟朋友杜莱特·曼利及《运动画刊》的记者麦克·索佛一起去的。于是这件事让马刺队所有人都开始抓狂，他们不晓得我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深怕我干脆就这样脱队了。
杰克·哈利打电话到赌城找我，跟我说大家都在操心。他还说我必须在五月二十日周六晚上回到圣安东尼奥来，参加全队携眷的聚餐。后来鲍伯·希尔也打电话来，叫我一定要出席，否则就走着瞧了。所以我面临抉择：留在赌城玩乐，还是回到圣安东尼奥与队友及其眷属们碰面。其实我真正想做的事，是飞到凤凰城去看火箭队与太阳队的第七场生死战。我要走进球场坐在场边，让大家都吓一跳。他们会这样想：这家伙怎么了，阴魂不散的。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对手，我想这样一定会很酷的。
这就是我想要带到那里的氛围：阴魂不散。有人跟我说我的头发染色过多，将来可能会掉光，我跟他们讲，要是那一天真的掉光了，我打算在后脑勺刺青两颗眼珠子。在后脑勺的眼睛——很正点吧？我打算这样做，大家才会以为我永远是眼观四面的。
言归正传，最后我还是回去参加了球队的聚餐。听从杰克·哈利与鲍伯·希尔的话，我决定回去。杰克是球队里我唯一谈得来的人，我认为马刺队利用杰克居中传话，联盟里的所有人、所有的球迷，都认为杰克好象是我的保姆，他自己也经常这样形容，说他不但是我的保姆，有时还担任我的翻译。
如果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我没有话说，无所谓。杰克知道他用不着每次练习前都要跑来叫我；他也了解我相当在意比赛，经常练身体保持备战状态。但最离谱的是，在圣安东尼奥，人们以为若没有杰克牵着我的手出场，我恐怕没办法参加练球或比赛。杰克跟我是朋友，有时候他给我忠言，有时候他太罗嗦了，象是个教练似的。我经常这样跟他说。
我让杰克随便怎么说都可以，我不跟别人争这个。若是对他有帮助，就没啥关系。令我不爽的是马刺队利用杰克，他们利用杰克来跟我对话，然后躲在杰克背后说他坏话。他们说：“杰克·哈利不是东西，他能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丹尼斯·罗德曼的关系。”这样讲不对，对他不公平。他们当面跟他说，他是中间人和掮客——在他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们对他极为巴结——然后再在背后猛刺他一刀。他们听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