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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芝加哥大学教授阿诺德•;哈伯格的情形为例,就在智利军事集团推翻了民选总统后,哈伯格被带到了智利。芝加哥家伙推翻政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关闭并重组该国一切经济部门,惟一保留的是天主教大学,因为那里有芝加哥家伙的一批忠实信徒。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哈佛大学聘请哈伯格为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时,学生群起反对,责难哈伯格说,他曾经在与反对芝加哥家伙及其自由企业福音主义的理论经济学者坐在一起时,用手指着一些人说,你们谁和谁该被杀掉。哈伯格否认他曾这样做.但现在所知的事实是,智利曾有过一批人被逮捕、被谋杀和消失。芝加哥家伙将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推举为一个值得效法而非回避的典型。然而其第一波私有化在腐败的浪潮中瓦解,而其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成为一种剥削劳工的新方式,即强迫居民将储蓄投入股票市场。圈内人赢了,而中产阶级出局了,中产阶级在智利曾比在拉丁美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这里的寓意是,只有专制政府镇压将经济关系置于更广泛社会背景下的反对派,自由企业经济学才有效。
我想说明的观点是,所谓的自由企业经济学的支持者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捍卫者,牺牲其他行业的经济而为金融资本服务,而不管进入其中有多大的浪费。他们的市场理念是,“市场”
应自我作出调整,以清偿超过经济支付能力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金融债务。结果是财产的转移。对于芝加哥家伙,这全是调整过程的必然组成部分。
谢弗:你在《超级帝国主义》及其续篇《全球分裂》中描述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比旧式帝国主义更大地牺牲了欧盟、日本等地区的纳税人的利益,我这样想正确吗?它不但剥削贫穷国家的工人,而且剥削世界各地的所有工人,是这一事实使该帝国主义成为“超级的”吗?
赫德森:确实如此。以前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私营公司追逐利润推动着全球体系,因此根据全球公司的利润多少可衡量帝国主义正发生的程度。我的观点是,从量上说,最大程度的剥削形式现发生于政府之间。为超级帝国主义换个词,那就是政府间的帝国主义。美国最重要的是经由外国中央银行积累美元来剥削这些国家。
超级帝国主义总是主要剥削富有国家,因为最富裕国家可占用的经济盈余是最大的。
(摘自2005年第7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