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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象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这场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他认识大部分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又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希望。
然后，伏尔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他逃出学校，到日内瓦找他。最后，他把所有的事实以题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了，这个小册于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
后来，在修改这个案件过程中，伏尔泰还是审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当时，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占据着法国王位。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深恶痛绝，因此站到了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喜欢使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喋喋不休，这使他很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不轻举妄动，土鲁斯法庭就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用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可怕的九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所有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了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重演了。
虽然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里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独此一桩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象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由于这是个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作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非常强壮的人，因为十三年后他居然还活着。别人告诉了伏尔泰他的困境。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施舍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被抓了起来，由于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解，他被释放了。
然而这些案件对于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灭绝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们的尊敬，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从不省事的傻子，专门爱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四处寻找，音信全无，几天之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要当尼姑，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瑟文毕恭毕敬地口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四周总是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又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里把她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们落荒而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了，最后他们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命令要把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马上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她的丈夫辩护。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土鲁斯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国王问津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七十八岁时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允许重返家园。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接踵而来。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有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三个男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在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于年轻，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并要把他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法来屠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巴尔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刽子手们付之一炬。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赏心悦目的一天。它表明，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正确与错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他还是以过去的热情和充满正直怒火的头脑投入到这个案件中。
巴尔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