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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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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譞取代奕訢,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1)   
  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訢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进入八、九月份,身体更是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直。十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受牵连,被开缺。奕訢得知后,心情更坏,病情加重,经常便血,无法入直,只得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9日),鉴于奕訢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 
  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訢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訢才重入军机。在奕訢生病的大半年内,李鸿藻受慈禧之命主持机要。经常与李鸿藻意见相左的翁同龢也进入军机处。这时朝野内外,开始共同注目来自西方国家法国的侵略。 
  法国侵略的策略是先侵占越南,进而以越南为跳板,打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 
  道光末年,法国不断派传教士和远征军作为先头部队侵略越南。 
  咸丰八年(1858年),法国伙同英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又单独以武力攻占越南南方三省,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 
  同治六年(1867年),法军又攻占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此前一年,法国的一个调查团在对中国云南和越南北方进行勘察后,露骨地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出现在中国腹地的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安邺指挥法军相继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及其率领的黑旗军协助越南抗击法军。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 
  光绪七年(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240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军费案。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法军再次进攻北圻,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占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请下,刘永福再次率黑旗军开赴前线,于该年5月19日在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设伏,痛歼法军,击毙李威利。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职。 
  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法国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法议会再次通过增加远征越南军费550万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军的议案。法国总理茹费理继续鼓吹“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8月,法军兵分两路,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与之签订了《顺化条约》,变越南为其殖民地。从此以后,法国便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并提出种种侵略条件,中法关系日趋紧张。 
  面对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危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形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 
  主战者为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奕譞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刘坤一等。他们强调援越抗法是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就道义责任而言,中越存在着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越南受到侵略,中国“本应保护”。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早在战争之初,慈禧太后命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时,李鸿章因反对对法开战,坚决请辞。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我军的状况,要奕訢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2)   
  奕訢或许由于久病体弱,无力顾及,或者由于几遭罢黜已无棱角之故,对战事一直持消极的态度,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訢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有一次在召见军机时,她竟然明确表示清朝不能再退让了,语意坚决。她一面命李鸿章、曾纪泽两人对来津谈判的法国特使提出的“划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坚持定见,一概不予允许;一面又令西南前线将领,督饬防营,严密布置,不能因法国言议和,就有丝毫懈怠。 
  十月初(11月),又发布上谕,派广西巡抚徐延旭饬令刘永福整军进扎,相机攻取河内省城,不可稍有退阻。并特别布置了山西和北宁的防守工作。上谕称“北宁为我军驻扎之地,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应令督饬官员极力捍御,毋稍松劲”,同时令云南军队固守山西,以与北宁成犄角之势;惩处不愿遵旨的云南巡抚唐炯,摘取顶带;奖赏英勇抗法的刘永福黑旗军十万两白银,按每月五千两的数目支给刘永福充做军饷。 
  见慈禧太后已明确主战,奕訢也随之附和“言战”,朝廷内外一片主战声。这年底,双方军队集结于山西和北宁地区。在山西的唐景嵩所带滇军慑于法军炮火的威力,首先溃退,黑旗军势单力孤,山西失守。 
  次年正月(1884年2月),中国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与法军决战于越南北宁。中国方面包括黑旗军、政府军和越南爱国军人共计3万人与法国方面1。5万官兵拉开了战斗的阵势。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北京收到北宁失守的电报。 
  山西、北宁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李鸿藻和态度模糊的翁同龢此时也深感“海防不足为恃”,时局艰难,从此以后可能更加棘手!清流派这一群“不习戎事”的书生再也不敢言战。御史们开始纷纷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于是清廷下令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层层追问,保荐统兵大员的荐主也应受处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这时的慈禧想到了奕訢。三月初八(4月3日)召见军机大臣,慈禧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分析战争责任时,她大谈“边方不安定,封疆大臣因循守旧,国用空虚,海防粉饰,这何以对祖宗呀!”言辞严厉。 
  恰在当天,祭酒盛昱上了《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的奏折。特请慈禧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交部议处,责令戴罪立功,认真改过。 
  慈禧先将折子留中不发。第二日,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訢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支开了奕訢。也是在这一天,慈禧让光绪帝到景寿山皇殿行礼,使其避开他的生父奕譞。之后,慈禧自己则以祭典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譞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这次前来,目的是为专门单独召见奕譞。 
  用过午膳之后,慈禧取出盛昱弹劾军机的奏折,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次日(初十日)在宫中,慈禧匆匆召见军机后,再次召见奕譞,两人又密谈了三刻钟。十二日时,慈禧依旧匆匆召见了军机,然后相继密召了孙毓汶和奕譞。 
  十三日,奕訢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日,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有的军机大臣也兼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职,但也未能参加召见。 
  就在奕訢和诸位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领班军机章京传出的太后懿旨,着实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訢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上谕加给奕訢等人的罪状是: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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