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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者。
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和陕西的学生队伍在开封集合，形成训练营。政治灌输的分量超过了军事教程，教官们大都是复兴社的人，传授关于领袖的语录和思想、三民主义、国际事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发展以及关于“一个领袖一个党”的课程。
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崇敬地聆听下文。而实际上，学生们对在酷暑中听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感到非常厌倦而心不在焉，他们在政治教员的背后把这些讲话说成是“蒸人讲话”。尽管学生们由于怕受到报复，被带上“红帽子”，不敢顶撞这些政治教员，但他们看不起这种教员，而且蔑视他们。
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黄寺举办了一个有2000多中学生参加的夏季训练营。在那次的一个军训课程中，学生们被告知“安内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有一个学生坚持要发言，反对这个开展反共内战的政策，他大胆地问：为什么打败日本人首先要取决于消灭共产党？这个学生立刻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学生被告知：他是共产党秘密派到那儿来瓦解他们的。后来这位学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宪兵处，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
在这些训练课程以及大学正常的学期里，教员中的蓝衣社成员们不断寻找强烈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坚定的反共学生时，便竭力把这类学生训练成“职业反共分子”，以摧毁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比如，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就有在吸收学生中的追随者方面获得显著成功的政治活动小组。
“职业反共分子”被怂勇当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线人”，以帮助警察和宪兵追查和逮捕共产党学生。假如反共分子们成功的话，他们会得到特殊资金并在学习上受到奖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推荐为复兴社的成员。
“军训”毕竟是一种对预备军官的训练，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将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物色干部。在刘健群当政训处主任时，他还组织了一个政治训练班，把1000多个高中学生聚集到南京，来接受“一个党，一种理论，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原则。这些学生毕业后，想必是享有黄埔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成为军队的政治干部之前，全都成为了复兴社的正规成员。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北平活动
1934年4月，刘健群被调到了南京当复兴社总书记。他的北平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由曾扩情接替，曾在那时也已成为复兴社地方组织的领导。曾发现城市里的政治形势异常地复杂，尤其是在首都各种警察机构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在塘沽停战谈判中的黄郛。市长是袁良，黄郛浙江的同乡，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袁良在丰田和上海当过警官，在来北平接替市长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长。他们都是权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们两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长余晋和这一点上无能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与黄郛同时在日本就学，但他是东京宪兵训练学院的学生。
先当过青岛的海关署长、后当了那里的公安署长的余晋和，也是日中合资企业陆大煤矿公司的成员，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且个性勇猛，且为自己和手下的人争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宪兵头目蒋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权威。蒋的上司绍文凯，作为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对宪兵部门负有最终的责任，他抱怨过这种侵犯其职权的做法，但他和仅次于戴笠的司令部特派书记廖划平对余晋和的霸道都感到无能为力。
幸亏对曾扩情来说（他得从复兴社操控自己的特务行动）廖划平是四川同乡。当曾需要宪兵帮助逮捕复兴社的嫌疑分子时，他可以求救于廖，后者通常乐意与他合作。
在对待“外部敌人”的合作方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扩情1934…1935年任职北平期间，他在对日情报方面一无所知。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华北、作为他的情报安全代表的两个人身上：娄兆元和卢起勋。虽然这二人借调到了政训处，但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蓝衣社组织内的任何人汇报他们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区对军事人员的监视情况。既然人们已经认为他们只向戴笠汇报其情报，娄和卢便索性在自身周围制造了一种明显的恐怖色彩，于是当地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二人感到恐惧而戒备。
日本人自然通过侦探了解到了政训处的活动。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梅津美治郎中将（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谈判时，不得不对日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整个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同意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后，而曾扩情和复兴社则停止了他们的活动。在向成都的蒋介石汇报了之后，曾便把他的政训处，连同北平的许多人员，一起迁至西安，在少帅手下进行反共活动。
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水泄不通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在河南
因受刘峙的鼓励，复兴社得以在河南发展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里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官员，军队中的许多中级军官，大中小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术团体的领头和帮会的头子们，都被蓝衣社吸收入复兴社或者它的前沿组织内。许多小职员、学校教师和公职人员都认为，不加入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政府工作的饭碗。
除了省长的支持以外，蓝衣社还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来一直任参议的艾经武的赞同。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口号深信不疑。当复兴社于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时，其书记助理陈祺说服了艾经武入社，说这不是一个宗派集团，而是来自于黄埔毕业生、由蒋介石亲信们组成的核心组织。艾不喜欢组织团体，因为它与“一党”论相悖，但他确信复兴社是由动机纯正、严守纪律的人组成的，他们有可能“拯救”国民党。于是他打消了疑虑，宣誓入社。后来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的省总部开始设在开封，它与中央军校校友调查处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谍报股调查处通讯社一起，安置在东华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后来，两个单位共同以“通讯社”作为掩护。
复兴社书记冯剑飞，同时也是保安部的头子。每个县和镇里都设有复兴社的支社和小组，它们无权横向地与其他支社或小组联系，各社组的人员也不能打听其他成员的情况，他们必须填写自己的“履历表”并宣誓保守组织秘密。他们被告知，一旦成为社员，蒋介石本人为他们写下了生死状：“入社则生，出社则死。”
有两个人协助了复兴社对教育机构的渗透：王公度和贾贯三，他们两人都是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许多大中学校参加复兴社的师生都调查过本学术单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单”。
蓝衣社还广泛渗入到县级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保安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复兴社成员，而且约有一半的河南县级专员也都是复兴社的人。1936年中当各省推选人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在省长李培基监督下建立了一个“监察事务所”，专门监视推选情况。复兴社通讯社接到命令，要他们尽量左右选举。当时的通讯社社长是参议艾经武，他也是《河南晚报》的编辑。他和其他复兴社的人利用通讯社的权威，命令支部和小组集中全力让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当选代表。同时，复兴社的成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到“训练所”当教员。“训练所”是专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