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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Isaacs）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从广州共产党中央新闻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该文件的复印件。据《中国论坛》报道，该文件（注明日期为6月15日，杨杏佛死前三天）不仅列出了要谋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作为目标，如胡汉民。
第十三章 行刺共产党的反击
当然，共产党也不乏自己的谋杀计划和实践。他们在上海党的特工部有自己的行动组织，其职责包括惩罚叛徒。30年代期间，当时的记者们报道了几百个由受过特殊训练，携有城市地图、特殊武器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共产党刺杀队执行的刺杀“叛徒”、作坊工头、侦探、帮会头目、黑帮分子和国民党特工的事件。
最耸人听闻的案件是谋杀顾顺章一家，因顾于1931年投奔了国民党。顾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曾任共产党特工部负责人，先在周恩来手下，后在周之上工作。顾带有一副花花公子气，属臭名昭著的青帮，是伪装和欺骗的老手。他经常化名化广奇以著名魔术师身份出现，能在十来个外国租界秘密活动而不被警察发现，这使他具有传奇色彩。他在汉口被中统特工逮捕，对共产党保卫机构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共产党凭着他们在中统局内部高层的地下关系，得以挽回某些损失。但顾顺章的变节（他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当了前共产党人“自首”团体的头目）导致了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如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等。
出于自卫，政治局在1931年9月的一个会议上决定惩罚顾，并把这项报复任务交给顾以前的一个部下王世德。王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有肺结核的裁缝”，他把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和一个兄弟都杀了，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法租界一所公寓的地下。顾年轻的儿子安生（音）没有被杀。王世德被当局逮捕后，协助租界的警察把顾的尸体从埋尸点挖了出来。结果，周恩来被指控为罪犯并上了上海市政警察和公安局的通缉名单。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整个秘密战争中，双方都坚决地否认对方的指控。依萨克斯发表的由中央社发布的蓝衣社文件，被国民党发言人称为毫无根据，是共产党人“反政府机构”伪造的谎言。上海市长吴铁成甚至就《上海晚邮信使》刊登诽谤蓝衣社的文章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提出正式抗议。
然而谋杀政策并没有被废弃，起码根据蚊子小报的报导是如此。1933年8月12日《小公报》宣称搞到了蓝衣社的一份谋杀计划，计划表明他们一直在训练特工以对付蒋介石的敌人。
自从他们从庐山回上海等待蒋介石的指示起，社里地方上的杀手们越来越活跃了。该社总部正在大批地训练秘密特务人员，而在所有区域选择谋杀成员来执行任务的程序也已完成。
这份周密的计划列出57个特务，他们被分成14人一组，分别由戴笠和赵永兴领导：法租界六组，英租界五组，全城内的中国区有三组。这些恐怖分子据说都携有手枪，大都装扮成黄包车夫、算命先生、小贩和城里其他下层人。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总司令黑名单上的人的情况，并随时把他们杀掉。
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让老百姓议论纷纷而又担忧不已。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府的又一个重要反对者将遭戴笠的特工杀害。蒋介石不顾舆论的反对，在这些报道发表时已经下令，准备谋杀人权保障同盟的第二号领导人：《申报》的主编史量才。
第十三章 行刺谋杀史量才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第十三章 行刺汪精卫受伤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