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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的中国官员们还对中美同级官员的不同工资感到非常不满：前者每月200元，后者比前者高10倍。更有甚者，4个美国人的伙食水平相当于整个纵队180个中国人的伙食。美国人对整个训练班财政上的控制，显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对这种巨大的伙食差别的义愤。
据训练班一个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中国军官说，在1945年7月中旬一个短战役中，华安班在向日本军队进攻时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后，华安班占领了厦门。到了年底，训练班改编成“别动军暂编纵队”，后来它跟随陈达元去了台湾。
除此以外，还有9个战地训练点：修水（江西）、建瓯（福建）、玉壶（浙江）、东峰（福建）、息烽（贵州）、临泉（安徽）、焦岭（广东）、港口（浙江）、梅县（广东）。但最重要的训练点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设在离重庆约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总部歌乐山上。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歌乐山
歌乐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它分成约6多公里宽、10公里深的3个盆地一眼看上去，那是个“可爱的地方”，一个松树覆盖的山峦下田园诗般的所在。3个峡谷与主要的山脉形成直角，每个峡谷中小小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 “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
强斯敦（在文职生活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
后来梅乐斯坦白地承认，在歌乐山“我们从来无法把警察活动与游击活动区分开来。”我们的理论是，尽量训练一些人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五年来一直主管这所学校，而且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沦陷区的警察都归他指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个班，并把沦陷区各地的警察局长召到此地，给他们开办类似的课程。
对于训练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们回到沦陷区充当傀儡警察的头目，会在拯救成百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些美国飞行员就会落到敌人手里。
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前，这种解释都无法平息这样的抨击，即，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都反对在中美合作所里组成一个“FBI的学校”来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确保美方对国民党的内部政治压制的支持”。作为对这些抨击的回答，邓诺文将军通过梅泽上校命令梅乐斯把训练班“警察班”的名字改为“反间谍班”，并指示：“这个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反对敌人的活动。”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魏德迈的担忧
魏德迈（Wedemeyer）在接替了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司令后，对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训练项目特别感到忧虑。在与戴笠的一次紧张的会面中，魏德迈告诉戴笠，他对“把美国的人力和设备用在政治组织上”非常关注。
戴笠回答说，全国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统计局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的中央统计局不同：后者主要涉及国内政治安全，而前者则从事战时秘密活动。戴笠说，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资产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对“在海军组领导下被称为第九训练班”的间接使用以外。
但魏德迈强硬地坚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在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
魏德迈和他的人员还对戴笠关于军统致力于军事目标的说法提出质疑。当代表魏德迈的G…2的海军中校阿格纽（Agnew）问“杀害叛徒是政治还是军事性质”时，戴将军说，那是军事性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抗日行动；但魏德迈不以为然：“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对待日本和共产党之间截然区分开。”
换句话说，除非戴笠能够证明，被军统杀手谋害的共产党人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然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用来对付蒋的内部敌人。在这方面，魏德迈更加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来做。”
他们的确训练了那些人，尽管梅乐斯知道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事实上，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不仅继续培养毕业生，而且根据联合协议第十七条的规定，美国海军还同意为40个由戴笠精心挑选出来的军统学生到美国深造，并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和学费。无需赘述，这项计划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执行。
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在收集情报方面训练警察，而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与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中美合作所
二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退伍军人——“稻田海军”的“老虎们”——以中国游击队
教官为荣，他们作为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客人到台湾，去纪念他们的“后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长”密尔顿·梅乐斯与“大老板戴笠”的亲密关系。大多数人对这个机构的黑暗历史似乎一无所知，然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步记者的笔下，以及在朝鲜战争时这段历史被反复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