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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到资产阶级的范围，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
一九六一年《科学十四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一、广州会议：陶铸功不可没
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定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
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
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陶铸是这样说的：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十二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近来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这本书上抄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十一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二、广州会议：聂总功不可没
这里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一九六一年秋天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为广州会议。
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