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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反对外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周扬还强调国内学术界要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不久前偶然发现，我还保存着当年的一本记录本，记录了周扬在这次学部大会预备会上的讲话。其中说：
“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好像百家争鸣就不要了，收起来了，这是极大的误解。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坚持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保护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近年来，历史学中、哲学史中、美学中的讨论，很好。大家努力，坚持学术方面讨论的自由。这很重要。不允许自由讨论，只能有一种意见，即使这意见是正确的，也很危险。毛主席多次讲，斯大林晚年是教训，学术界以他的意见为意见。”
“有些人反映，不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有安全感，反修时讨论学术问题就害怕。无论如何要分开。他不是修正主义，政治上赞成反对修正主义，即使学术观点同修正主义一模一样，也可以讨论。修正主义是政治帽子，学术上不忙于加。学术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有思想交锋，不要有任何紧张，主张争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伏尔泰说，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更为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辩护。资产阶级都可以这样，无产阶级难道不可以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难道比资产阶级脆弱吗？”
“防止两化：自由化和僵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总是要批判的。教条主义，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腔调，是不行的。多一点腔调好。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僵化势必为自由化开辟道路。无论如何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番话，当时的实际效果如何，现在又该怎样评说，是另一件事情，反正这的确是周扬真诚的主观愿望，他希望也以为事态会按他这样的设想发展。
为了体现这样的方针，大会及学科分组的会场上，除了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发言以外，还有学术讨论的发言。原定的方案，是安排争论的双方发言。有的实现了原定的安排，如哲学史方面，争论双方，关锋、林聿时对冯友兰，都发言了。有的没有能够实现，如历史学方面，争论的一方翦伯赞，没有发言，美学方面，争论的一方周谷城，没有发言，虽然周扬一再说，“翦老争一争嘛”，“周谷城最好有一篇”。不过，美学方面，同周谷城争论的另一方，出场的是朱光潜，由老专家来同老专家争论，比较地说，更具有学术讨论、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的讨论的形象，而跟“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新生力量批判反动权威”的格局有所不同。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同大家照了相，并且特别接见了其中少数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周扬挑的都是老专家，以至于毛主席提出要见几个年轻学者的代表，已经来不及通知。记者拍了几幅小范围接见的照片，其中一幅有毛泽东同刘大杰、周予同、冯友兰在一起握手交谈的情景。冯友兰为这幅照片写了一副对联：“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帝反修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也。这副对联，反映了这些老专家当时感受到的气氛。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四、两个批示
然而，这样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毛泽东主席修改周扬这篇文章，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文章发表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周扬文章发表之前半个月，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文艺工作的内部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要在国内文艺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国内和党内的广泛斗争的信号。而学术界和文艺界这两界总是息息相关的。
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上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主持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就回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五月，中宣部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分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五、“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批判。周扬还要求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