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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总是紧紧去跟毛主席的指示啊。
这时，周扬确定的约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也交到中宣部我们这里来了。约他们写的批评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安排属于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做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做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五人小组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成立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在许立群主持下陆续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之一。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我们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吧，也许是别的集子），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这是上送材料之二。
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也就不必再向上送了。许立群说，问问胡绳（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关锋没有作自我批评，而且认为《宣教动态》的摘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许立群说，那好，这次全文照送，一字不漏！
这是上送材料之三。
上送了这些材料，上边却没有一个人给予批复和指示。
周扬确定组织的三篇文章，除了方求的一篇已经发表以外，另外两篇（加上派生出来的又两篇），都发生了有待请示解决的难题，又因周扬生病，向其他领导人请示无人回复，而一时搁浅了。
此外，还上送了几个材料：
一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两个剧本的摘要。因为有些人反映，鼓吹海瑞的剧本不只《海瑞罢官》——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要批判？
一个是报上登了演过海瑞的京剧演员（谭元寿）的检讨文章，说自己没有文化，缺少鉴别力，演了坏戏——难道不单编剧要检讨，演员都得检讨？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反映郭沫若紧张不安，说了一些自责自损的话，并有想辞职的表示。张和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以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老（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都能看到。张的反映，郭的海瑞诗，内刊对郭、范的反映，也汇成一份材料。对郭老、范老这样的人物，党得有政策。
熟悉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序幕阶段历史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些材料，就是准备《二月提纲》的那些材料，就是提出左派整风和警惕左派成为“学阀”的那些材料，就是后来被指责为中宣部“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那些材料（康生还指责中宣部用了考证的方法来打击左派），也就是中宣部阎王殿“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这条大罪的由来！
几番风雨忆周扬 十八、“两个癌症”
周扬动手术前，林涧青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为了不烦扰他，上述这些棘手的事，没有同他谈。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看得出来，周扬心情不轻松。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太多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
周扬的肺癌手术动得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至今我还记得它的故事情节。
“三十年代”的问题，不出周扬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几乎置周扬于死地。也是这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四月，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了下来。里面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三十年代文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十年代后期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成了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打倒在地的头一个中宣部“阎王”。批判周扬的发难之作，登载在陈伯达主持的《红旗》杂志上。批判的内容，就是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和在一九五七年批判冯雪峰的时候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文章的由头，就做在《鲁迅全集》中周扬审定的给徐懋庸的公开信的题注上！
后来陈伯达倒台，批陈的一个内容，又是他在三十年代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
这就是我在开头写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